大家好！今天让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程砚秋碑文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文章目录列表:
- 1、请问谁知道有关”高山流水” 与知己 有关的典故 谢谢！
- 2、碑文的赏析
- 3、碑文例文
- 4、碑文的赏析
一、请问谁知道有关”高山流水” 与知己 有关的典故 谢谢！
高山流水琴 曲古代琴曲。战国时已有关于高山流水的琴曲故事流传，故亦传《高山流水》系伯牙所作。乐谱最早见于明代《神奇秘谱（朱权成书于1425年）》，此谱之《高山》、《流水》解题有：“《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至唐分为两曲，不分段数。至来分高山为四段，流水为八段。”两千多年来，《高山》、《流水》这两首著名的古琴曲与伯牙鼓琴遇知音的故事一起，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高山流水》取材于“伯牙鼓琴遇知音”，有多种谱本。有琴曲和筝曲两种，两者同名异曲，风格完全不同。随着明清以来琴的演奏艺术的发展，《高山》、《流水》有了很大变化。《传奇秘谱》本不分段，而后世琴谱多分段。明清以来多种琴谱中以清代唐彝铭所编《天闻阁琴谱》（1876年）中所收川派琴家张孔山改编的《流水》尤有特色，增加了以“滚、拂、绰、注”手法作流水声的第六段，又称“七十二滚拂流水”，以其形象鲜明，情景交融而广为流传。据琴家考证，在《天闻阁琴谱》问世以前，所有琴谱中的《流水》都没有张孔山演奏的第六段，全曲只八段，与《神奇秘谱》解题所说相符，但张孔山的传谱已增为九段，后琴家多据此谱演奏。另有筝曲《高山流水》，音乐与琴曲迥异，同样取材于“伯牙鼓琴遇知音”。现有多种流派谱本。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则是浙江武林派的传谱，旋律典雅，韵味隽永，颇具“高山之巍巍，流水之洋洋”貌。山东派的《高山流水》是《琴韵》、《风摆翠竹》、《夜静銮铃》、《书韵》四个小曲的联奏，也称《四段曲》、《四段锦》。河南派的《高山流水》则是取自于民间《老六板》板头曲，节奏清新明快，民间艺人常在初次见面时演奏，以示尊敬结交之意。这三者及古琴曲《高山流水》之间毫无共同之处，都是同名异曲。成 语高山流水 ( gāo shān liú shuǐ )解 释 比喻知己相赏或知音难遇。也比喻乐曲高妙。出 处 战国·郑·列御寇《列子·汤问》：“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 善哉，峨峨兮若泰山！ 志在流水，钟子期曰： 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用 法 联合式；作宾语；比喻乐曲高妙示 例 清·袁于令《西楼记·病晤》：“清商绕画梁，一声一字，万种悠扬，～相倾赏。”近义词 知音难觅典 故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惊曰：“善哉，子之心与吾同。”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断弦，终身不操，故有高山流水之曲。春秋时代，有个叫俞伯牙的人，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著名的琴师。俞伯牙年轻的时候聪颖好学，曾拜高人为师，琴技达到水平，但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对各种事物的感受。伯牙的老师知道他的想法后，就带他乘船到东海的蓬莱岛上，让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倾听大海的波涛声。伯牙举目眺望，只见波浪汹涌，浪花激溅；海鸟翻飞，鸣声入耳；山林树木，郁郁葱葱，如入仙境一般。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耳边仿佛咯起了大自然那和谐动听的音乐。他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转，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伯牙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老师告诉他：“你已经学了。”一夜伯牙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于是又弹起琴来，琴声悠扬，渐入佳境。忽听岸上有人叫绝。伯牙闻声走出船来，只见一个樵夫站在岸边，他知道此人是知音当即请樵夫上船，兴致勃勃地为他演奏。伯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调，樵夫说道：“真好！雄伟而庄重，好像高耸入云的泰山一样！”当他弹奏表现奔腾澎湃的波涛时，樵夫又说：“真好！宽广浩荡，好像看见滚滚的流水，无边的大海一般！”伯牙兴奋色了，激动地说：“知音！你真是我的知音。”这个樵夫就是钟子期。从此二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可谓家喻户晓。1950年，这个传说有赖于黄梅电影《天仙配》而大扬于天下。2002年10月26日中国邮政局发行的一套邮票《民间传说———董永与七仙女》，更是扩大了这个传说在当代生活中的影响度。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对传说中的两个主人公董永与七仙女的来源则不甚清楚。董永一角是来源于历史人物还仅是传说人物？唐宋以来，博兴、孝感、丹阳、东台、通州、蒲州、河间等地都称有董永遗迹，可见人们并不认为董永是可考的历史人物。至于七仙女，至今仍有人将之混同为织女，到头来，董永与牛郎之间的关系便难以理清。董永遇仙传说发生于东汉中叶，支持这个结论的可靠材料过去只发现了三条，第一条见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修建的今山东嘉祥县境内的武梁祠石刻，该石刻上有董永孝养父亲的画像，但是画像中还没有出现仙女的踪影。第二条是魏曹植乐府诗《灵芝篇》：“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第三条见于东晋干宝《搜神记》卷1：“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董永上工的路上遇到一个女子，那女子要与他成亲，董永推脱不了，便一同来到主人家。妇人“能织”，“一旬织缣百匹”。帮助董永偿清债务后，便与之告别了。临行之时，她向董永交了底：“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上帝令我助君偿债尔。”其实，董永是实有其人的。笔者发现，历代史料中至少记录了四个名叫董永的人。第一个董永记在《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有一个叫做董忠的人，因为告发别人的一个阴谋而立功，被汉宣帝封为高昌壮侯。后来他的儿子董宏、孙子董武又相继为侯。西汉末年，董武为王莽所废。幸运的是，27年之后，东汉光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复封被王莽所废的西汉故侯时，建武2年（公元26年）高昌侯第四代（玄孙）董永又被朝廷找到，再度封侯。《汉书》明确记载，董永生活于“千乘”（今山东青州，即高昌侯国所在地），与《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汉董永，千乘人。”因这条材料记在《表》中，且非常简略：“侯永绍封”，历来不为人所知。第二个董永生活在东汉末年。最早记下这个董永名姓的材料首见于南宋人娄机所撰的《汉隶字原》卷1：“孟郁尧庙碑阴。碑云：刊碑勒谍。碑皆载仲氏父祖兄弟子孙所历所终之官，独有一董永为异姓。”若此碑文所录不误，可以确定，公元167年左右今山东曹县（济阴）之地有一位大约五十上下的乡绅董永其人。第三个董永在唐代，《新唐书·孝友传》记载河间有一个孝子董永，曾受到朝廷旌表。第四个董永在宋代，《宋史·董槐传》的传主董槐是南宋的名相，他的父亲叫董永。以上四个董永，只有两汉之间的那个董永最有可能是传说主角的历史原型。董武被废后不久，正逢乱世，山东犹受其害，董武父子生活艰难自不必说，即所谓“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所谓“遭”家贫，只能说明原先董永并不家贫，后来因发生变故，所以致贫；如若原就贫寒，父老岂有“遗财”？董永在贫寒中能“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正是他孝行的体现。高昌侯董永与传说中的董永之间至少有五点重要的吻合之处：（一）二人姓名相同。（二）从时间上看，前者与武梁祠壁画，曹植、干宝的记载均不矛盾。（三）从地点上看，前者与武梁祠画像题记、干宝《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皆为“千乘人”。（四）二人都与“孝”有关。尽管高昌侯董永的孝行只是笔者的推测，但“孝”作为高昌侯的传家宝却是史实，所以这种推测有合情合理的一面。（五）二人的生活条件有相似之处。高昌侯董永在父亲被废之后、自己未封之前，有27年的贫寒生活经历；传说中董永家境本来似乎不贫，后来才破财。因此可以认为，董永遇仙传说极有可能是以两汉之间的历史人物高昌侯董永行孝、封侯的史实为材料，杂糅东汉时期的神仙观念而形成的。因后人不知它的历史渊源，所以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失真，以致到了东晋时，干宝只听说董永“少偏孤，与父居”的故事，而对他的家世则一无所知了。至于七仙女，曹植之诗称她为“神女”，《搜神记》中她自称“天之织女”。而在《搜神记》成书的东晋时期，牛郎织女的传说已经成熟并得到广泛的传播。今存晋代到唐代的董永遇仙传说材料几乎是空白，也许正好说明牛女传说的巨大影响抑制了董永传说的传播。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既然牛郎已经与织女结缘，那么董永怎能再与之结为夫妇呢？敦煌残卷《董永变文》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变文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织女已经从一个演变成三个了！董永的儿子董仲长到七岁，受人羞辱，要找母亲，一个道士孙宾告诉他说：“阿耨池边澡浴来，先于树下隐潜藏。三个女人同作伴，奔波直至水边旁。脱却天衣便入水，中心抱取紫衣裳。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时纵见小儿郎。”织女变成三个的契机，一方面是为了与牛女传说划清界线，另一方面也是以天上星象为依据的。织女星本有三颗，位于银河岸边，三星呈三角形排列。虽然有了三个织女，到底还不能与牛郎之妻截然分开，也不能确认哪一个织女是董永之妻。到了宋代，这个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明代人所编的一部载录宋元旧话本的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在中国早已失传，20世纪初由日本传回国内，书中保存着一篇完整的话本小说《董永遇仙传》。董永的儿子董仲舒为了寻母，道士严君平指点道：“难得这般孝心。我与你说，可到七月七日，你母亲同众仙女下凡太白山中采药，那第七位穿黄的便是。”董永所遇的仙女第一次成了“七仙女”。从此之后，明清以来的各种地方戏中，董永所遇的仙女都叫七仙女了。织女一下子变成了七位，那么在天上，她们又是什么星宿的化身呢？笔者发现，在中国古代星象学中，天上以“七星”命名的一共有十三组：北斗七星、紫微垣华盖七星、太微垣常陈七星、天市垣七公七星、东方亢宿折威七星、北方女宿扶筐七星、北方危宿车府七星、西方奎宿外屏七星、西方奎宿天溷七星、西方昴宿昴七星、南方鬼宿天狗七星、南方星宿星七星、南方轸宿青丘七星。这些星宿都有自己的特定功能，其中北方女宿扶筐七星的功能是：“东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劝蚕也。”（《晋书·志一》、《隋书·志十四》）、“扶筐七星，为盛桑之器，主劝蚕也，一曰供奉后与夫人之亲蚕。明，吉；暗，凶；移徙，则女工失业。彗星犯，将叛。流星犯，丝绵大贵。”（《宋史·志三》）得名较迟的“扶筐七星”，首见于《晋书》，而《晋书》、《隋书》均为唐人所修，则此星大致得名于六朝之后。唐宋时期，扶筐七星的主功能是非常明确，为人间桑蚕、纺织的主星神。因七星相围如采桑之提筐，所以得名“扶筐”，即“盛桑之器”。《宋史·志三》还说：“织女足常向扶筐，则吉；不向，则丝绵大贵。”元人所修的《宋史》对之记录甚明，可知当宋末元初扶筐七星主桑蚕之功能在民间定有流播。而首出七仙姑的《董永遇仙传》正出于宋元之际。可知，扶筐七星的纺织功能及吉凶预兆上的反映正是七星姑形成的星辰源典。这种民俗认定与宋元话本《董永遇仙传》中首次出现七仙女身影在时间与寓意上都是非常吻合的。因此，唐宋之后，民间观念中织女与七仙女才能不相混同，牛女传说与董永传说则自然分离开了。不过，今天民间观念中的所谓“姑儿星”，其实指的是昴七星（昴星团），但在唐宋时代，这种观念还没有形成。唐代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说：“昴七星为髦头，胡星，亦为狱事。明，天下狱讼平；暗为刑罚滥。六星明与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摇动若跳跃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见，皆兵之忧也。”可能是，后来人们因为找不着“七仙女”的星宿身份，便将之附会到看上去挤成一团的昴七星身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东晋永和年间，在风景秀丽的善卷山南，有一个祝家庄。庄里有一户殷实富户，人称祝员外。祝家族规，财产传男不传女。因祝员外没有儿子，为继承家产，祝员外将女儿英台自小男装打扮。英台才貌双绝、聪颖好学。到了读书年龄，祝员外便把英台送到附近的碧鲜庵读书。在碧鲜庵读书时，有一位同学叫做梁山伯，家住善卷山北西去五里的梁家庄，两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引为知己，遂于善卷后洞的草桥结义金兰，兄弟共勉，相互提携。英台与山伯在碧鲜庵同窗三载，期间曾同往齐鲁谒拜孔圣，又同到东吴游学。两人日则同食，夜则同眠，诗文唱和，形影相随。山伯不仅才高学富，而且为人忠厚正直，深得祝英台的爱慕。然而，三年之中，英台始终衣不解带，山伯虽屡起疑惑，但均被英台支吾过去。山伯始终不知英台为女子。三年的同窗生活，梁祝情深意笃，祝英台对梁山伯产生了爱意。三年后，梁山伯要继续去余杭游学，而祝父因英台年届及笄，不许英台前往。二人依依不舍，互赠信物。山伯赠与英台古琴长剑，英台回赠山伯镏金折扇，亲书“碧鲜”二字。在山伯去杭城时，英台相送十八里，途中英台多次借物抒怀，暗示爱慕之情。但忠厚淳朴的山伯浑然不觉，不解其意。临别时，英台又假言做媒以家中九妹许于梁山伯，并约定时日，请山伯来祝家相访求婚。英台学成回家后，岂料其父母已将英台许配邑西鲸塘马氏。山伯从余杭游学回来，到祝家造访，英台红妆翠袖，罗扇遮面，前来相见，山伯方知其为女子。当得知英台已聘马氏后，柔肠寸断，悲痛至极。两人临别立下誓言：“生不能成婚，死也要成双。”梁祝泪别后，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卒葬村西胡桥。英台闻讯悲痛欲绝，决意以身殉情。出阁当日，坚持要经胡桥祭奠。轿至胡桥山伯墓时，英台上前祭吊，恸哭撞碑，突然狂风大作，天空混沌，飞沙走石，地忽裂丈余，英台堕入其中。风停雨过后，彩虹高悬，有二只硕大的蝴蝶，蹁跹起舞，传为梁祝两人之精灵所化，黑者即祝英台，黄者即梁山伯，情侣依依，形影不离，比翼双飞于天地之间。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因电影版的广泛传播而成为这一题材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名剧。袁雪芬与范瑞娟初演《梁祝哀史》的时间是1945年，1951年，华东越剧实验剧团重排该剧，增尾“化蝶”，剧本由袁雪芬、范瑞娟口述，徐进等执笔，黄沙导演，陈捷、薛岩音乐整理，幸熙、苏石风布景设计。范瑞娟饰梁山伯、傅全香饰祝英台、张桂凤饰祝公远、吕瑞英饰银心、魏小云饰四九、金艳芳饰师母。该剧于 1952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剧本奖、演出一等奖、音乐作曲奖、舞美设计奖，主演范瑞娟和傅全香获演员一等奖、张桂凤获演员二等奖、吕瑞英获演员三等奖。1953年，该剧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成第一部国产彩色戏曲艺术片，由徐进、桑弧编剧，桑弧、黄沙导演，袁雪芬和范瑞娟主演。川剧《柳荫记》也1952年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荣获剧本奖，陈书舫获演员一等奖，袁玉昆和刘成基获演员二等奖。京剧关于梁祝的故事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其中以马彦祥根据川剧移植的《柳荫记》和程砚秋晚年的名作《英台抗婚》流传最广。《柳荫记》由王瑶卿设计唱腔，杜近芳、叶盛兰在1953年首演。全剧分10场，重要场次有“英台别家”、“柳荫结拜”、“书馆谈心”、“山伯送行”、“英台思兄”、“祝庄访友”、“祭坟化蝶”。此剧最大的特色在唱词方面，典雅华丽，优美隽永，许多语句打破京剧传统的七字、十字句，给人以清新脱俗的艺术美感，同时在唱腔设计上很是精致，无论是曲调的选择，还是板式的变换，即保持了传统韵味，又出新求变。被公认为是建国初期戏曲推陈出新的代表作。1954年，京剧大师程砚秋参考其它剧种的相关剧目编演了一部不朽的程派名剧《英台抗婚》，此剧是程砚秋解放后编演的唯一一部大戏，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作品。此剧剧情无变，包括“别家”、“结拜”、“书馆”、“相送”、“惊聘”、“拒婚”、“祭坟”、“化蝶”等场次，后来，因觉前部结构较散，便从“惊聘” 开始了。这出戏的唱词和唱腔有很多突破性的创造。以唱词看：“望爹爹退婚礼随我愿，使我嫁梁君，你是我亲爱的老严亲”，“却为何你执意要把女儿我嫁与一个陌生生不识之人”……这样几乎等同于散文诗的句子竟然被大师“装”进唱腔，且严丝合缝，感人至深，不能不让人叹服大师的功力。李世济曾在建国10周年献礼演出时上演此剧。芗剧传统剧目《山伯英台》由邵江海编剧，源出“锦歌”唱本。剧本保留了“锦歌”唱多白少、通俗易念的特色，几乎每一场都有大段独唱或对唱。其中“英台哭灵二十四拜”最为突出，一百多句唱词缠绵悱恻，曲牌使用了芗剧的所有哭调，一拜一调，连接紧密和谐，组成了类似曲牌联缀体的成套唱腔。在“安童买菜宴山伯”、“楼台宴请十二盘”等出中，从菜名、菜谱到俗例、俗语都来自闽南特有的民情风俗。“讨药”一出，山伯相思病重，英台剪青丝、割裤带寄赠，也属闽南风俗。全剧情节不同于其他剧种。如英台无父而有母张氏，马俊也同在杭城求学，无“十八相送’，而有游春见景暗喻。“英台祭墓”一出着重表现英台奔丧哭灵。幕表戏尚有“山伯英台游地狱见证前身”、“还魂生子征番”等情节，较有特色的是“山伯相思哭更”，尽情倾吐了梁山伯爱、恨、恋、怨的复杂心情。1978年岁陈德根根据邵江海本、台湾歌仔戏和越剧演出本综合整理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由漳州市芗剧团演出，在一个剧场曾连续上演三百场。1979年，钱天真、洪彩莲分别扮演祝英台、梁山伯，获得福建省优秀青年演员的称号。另外，豫剧、评剧等几乎所有的大小剧种都有该剧的整本或折子戏传世。近年来有两台重新敷衍的梁祝故事剧目引起争议。一台由沈阳京剧院迟小秋和朱强主演，一台是杭州越剧团排演。这两台新戏无论是情节设置还是主题开掘，特别在舞台的呈现方式上都有大幅度的反传统般的“跳跃”，由于演出场次不多，范围也不广，笔者无缘窥其全貌也就不好妄加评论，只就所见到过的迟小秋的“哭坟”一折说几句当时的观感。这一折戏给我的整体感觉尚好，尤其是水袖功的重新编排，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回忆部分的唱腔设计也很感人，只是在唱段的开始几句有些“绕”，听起来不顺。近年，浙江越剧团的傅派传人陈艺主演了新版《梁祝》的“祭坟”和“化蝶”两场。总之，经典就是经典，仿佛有演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意韵，道不完的感叹。
二、碑文的赏析
（1）据魏晋史学家考证，“梁祝”故事发源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马乡镇，故里遗址现有梁祝墓、梁庄、祝庄、马庄、红罗山书院、鸳鸯池、十八里相送故道、曹桥(草桥)及梁祝师父葬地邹佟墓等。 （2）在古邹邑西邻微山湖北岸的马坡村，有一立于明代正德年间的墓碑,墓碑历经淤积长期深埋,直到1995年才被发掘出来。这是全国现有九处梁祝墓中，惟一的一块墓碑，全文843个字，与神话传说戏曲截然不同，不仅载明了二人合葬的地方，还点明了地方官员指令二人合葬的原因。根据碑文记载得知，作为独生女的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到邹城峄山求学读书，自九曲村过吴桥东遇梁山伯，二人偕同，峄山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一日英台思乡回家，山伯得知真相，往其门拜访，别后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东（据邹县志载此桥在明隆庆年间被淹没），英台眼见马家迎亲将至，苦思山伯，情深意切，遂舍身取义，悲伤而死，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 根据碑文记载和实地考察，传说中的梁祝故事原地为济宁市。其理由是：在时间上马坡石碑是记录梁祝故事最早的。不要说该碑根据外纪所记，即便是立于正德十一年，也大大早于晚清时期的《宁波府志》、《宜兴志》；从地理方位来看符合实际，梁祝合葬墓位于马坡村西南，距北面祝英台所在的九曲村约三公里，而距东南梁山伯所在的薄梁村约十公里，如果祝英台到峄山求学过吴桥与山伯相遇是合情合理的。 （3）江苏宜兴的梁祝文化研究者长路晓农则认为，从历史记载看，梁祝故事的文字记载最早在宜兴。江苏学术界、史志界、旅游界的多位专家认为：从宋咸淳《毗陵志》至明代冯梦龙的传奇小说中，都有大量文字及其他证据显示，梁山伯和祝英台系宜兴人氏。 （4）梁祝文化研究专家、宁波市鄞州区文联主席麻承照说，根据他对《鄞州县志》的研究，梁山伯应是鄞州人，祝英台应是上虞人。 （5）其实，“梁祝”的故事在宁波与汝南有着不同的版本。汝南传说：在晋代，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3年，却未能看出祝英台是女儿身，后来祝英台被许配马家。梁山伯求婚不成，一病不起，临死前，要求家人把自己葬在祝英台婚轿经过的路边，让自己看到祝英台出嫁，祝英台得知后，身穿孝服出嫁，轿子经过梁山伯坟时，下轿拜祭撞死在柳树前。宁波传说：梁山伯是晋代鄞州县令，是个清廉的好官，由于得罪了权贵，被残害致死，老百姓为他修了一座大墓。而祝英台是明代来自上虞的侠女，劫富济贫，后来被权贵**。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就把两个人合葬在一起，结“阴婚”。两个传说分别在两地找到了考古证据。在汝南县，至今留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墓，分列于马庄乡古官道两侧，出土的墓墙证明两座均为晋代墓。梁山伯与祝英台并没有订婚，二人不可能合葬，这种分葬墓符合当时的风俗习惯。而在宁波，至今留有梁祝二人合葬墓。 （6）梁祝传说产生于晋朝。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初唐梁载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到了晚唐，张读所撰的《宣室志》作了文学性渲染，可见其大致轮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逢裂陷，祝氏遂并葬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7）现存较早、也较完整的是宋代明州(今宁波)知府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文中说梁山伯生于公元352年农历三月初一，死于373年农历八月十六，终年21岁，未曾婚配；祝英台出嫁在374年暮春；梁山伯庙(又名“义忠王庙”)修建于397年。如记载可靠，“梁祝传说”当产生在公元374年至397年这20多年内，完全形成则在宋代到清末。此后比较重要的文献记载，还有明代冯梦龙的《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清代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后者出现了化蝶的结局。 （8）1997年7月，宁波的梁山伯庙出土一座晋代墓葬，墓的位置、规格和随葬器物与志书记载的梁山伯鄞县县令身份和埋葬地相吻合，被认为是可信的实物资料。 （9）20世纪50年代，著名作家张恨水在创作长篇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曾根据民间传说，考证出10处起源地：浙江宁波、江苏宜兴、山东曲阜、甘肃清水、安徽舒城、河北河间、山东嘉祥、江苏江都、山西蒲州、江苏苏州。 （10）有关梁祝的古迹，目前已发现17处包括读书处6个，坟墓10处，庙1座。专家普遍认为，梁祝读书处是受梁祝传说的影响后形成的，不能反证其源头。 （11）资料这样记载：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两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侠女，劫富济贫，曾三去马太守家盗银，最后中马之子马文才埋伏死于乱刀之下。百姓将其厚葬并在坟前立碑，正面刻“祝英台女侠之墓”，背面详记其事。年久，该碑下沉于地下。梁为浙江宁波府银县县官，清正廉洁，中年丧妻，无子，死后入葬时刨出祝之墓碑，众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为梁择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从此敷衍出动人的传说。
三、碑文例文
参考资料：
四、碑文的赏析
匾额教思维水，佑启后人，余荫泽后，青史永垂，德音永响，风范遗世，泽被后世，昭明日月，治世久远。千秋楷模，功德永昭，源远流长，明德维馨，祀事孔明，流芳百世，继序不忘。墓碑联牛山迎龙水，青冢伴佳田。吉人眠吉地，佳偶奠佳城。一生心性厚，百世子孙贤。银子凤凰福地，金童龙虎仙山。慎终须尽三年礼，追远常怀一片心。倒骑龙本牛眠地，须坐虎是马鬣封。伴牛山眠千秋禄，与虎形居万代福。香田万顷奔眼底，高峰千座来胸前。万家灯火依山堞，百转滩头绕石楼。祖德无穷千秋常祀典，儿孙百代万古绍书香。远水绕玉带状对马鬣，泰岱列名堂穴起牛眠。法祖尊亲佑起万代兴隆，酬功报德培植百年仁义。现代碑文欣赏程砚秋墓志铭，程砚秋的灵柩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墓碑上镌刻着由马少波同志撰稿的碑文，全文如下：程砚秋同志，满族，北京人，生于一九零四年。六岁时学习京剧、昆曲。曾受业于名师王瑶卿之门。十七岁即成班演出。他在歌唱和表演方面刻苦钻研，勇于革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的戏剧艺术上获得了卓越的成就。三十余年来，他的艺术一直为广大观众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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