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移民类型分析,清初巴渝移民有强制移民和志愿移民之别,以志愿移民为主,此为第一特征孝感祠堂家谱族谱。
强制移民中,包括几种情况:第一,流寓在外的川人及其后裔被“查令回籍”,即所谓“川人回川”;第二,投诚官兵及其家人入川安插;第三,外省无业游民或平民被当地官员强制入川孝感祠堂家谱族谱。
志愿移民主要为各省,即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福建、陕西、贵州等省的百姓,为了寻求土地或更好的生存环境而自愿移民巴蜀孝感祠堂家谱族谱。
关于强制移民中的“川人回川”规定,从康熙三年,清政府就已下令,要求各省强制其回籍孝感祠堂家谱族谱。这些流寓在外的川人,多为乡绅和官员,他们一般是一家人在外,家庭成员较多,包括第二代、第三代后裔。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十七年,清政府都在不断强调此政策。流寓在外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之川人后裔,已不再是严格意义的“回原籍”,应归为移民之列。
清初著名思想家唐甄,原名唐大陶,据其家谱1984年修的《唐氏族谱・支谱》记载:唐甄原籍四川达州,十岁随父宦居江苏吴江孝感祠堂家谱族谱。康熙二十五年,为避“川人回川”的驱迫,遂更名(《唐氏族谱・支谱》卷2)。这样的例子,应该不少。
投诚官兵和随征官兵及其家人入川安插,包括的对象就更多了孝感祠堂家谱族谱。投诚官兵有农民军、明朝官军等,如参加张献忠起义的农民军入川被打败后,一部分就被安插归农。湖北黄冈人洪良品《东华录》记载:顺治九年(1652年),清政府就在巴蜀等地实行“凡遇降寇流民,择其壮者为兵,其余老弱悉为屯田”的规定。康熙《四川总志・贡赋》记载:康熙六年(1667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奏请,将福建投诚官兵及其家人移民巴蜀,“除家口外,尚有二万三千六百余名之众”。其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当属少有。康熙十一年(1672年),典试入川的王士桢,自云阳乘船西进,在《蜀道驿程记》中说:“桡手皆闽人,盖闽中投诚安插于蜀者”,应为这些移民。
顺治九年(1653年),清政府规定:“湖南川广驻防官兵,亦择其强壮者讲试,其余给荒弃空地耕种”(《明清史料》丙编)孝感祠堂家谱族谱。这些投诚官兵中,多为外省人。随征屯田官兵移民,由政府安插,带有强制性。外省地方官,多强制无业游民或平民入川,这既能稳定地方,又能出政绩。康熙十五年(1676年)四月,清兵押解一批“强制移民”从大悟、云梦赶至孝感,因当地豪强与官兵,将刘开沛兄弟强抓并编入“移民队”,当日押解上路。移民队共有100余人,在汉川集中上船入川。六月中旬抵达渝州,因暑热,一些人中暑生病,清兵遂将体弱生病者留下渝州,其余80多强健者继续西进。刘开沛被安插峨眉,成为“贡川纸”创始人(《孝感文史资料》第9辑),这些被编入移民队的百姓,亦为强制移民。
这些强制移民,多集中于康熙二十年前孝感祠堂家谱族谱。巴蜀的荒芜,平吴战争的影响,再加上清政府的移民政策有一个知晓的过程,到了康熙二十年后,才有大量志愿移民进入。
现居住在大足县的晋阳唐氏,原籍湖南会同县,自康熙十八年(1679年)始入川,到康熙三十年(1691年),就有6家移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有14家移居(《晋阳唐氏族谱》)孝感祠堂家谱族谱。他们先后都落籍重庆大足,聚族而居,为志愿移民。
志愿移民入川,延续时间很长,直到乾隆年间都还有大量入川移民,而重庆的东部和山区,在乾隆时期,还是移民进入的高峰期孝感祠堂家谱族谱。
(二)巴渝移民,在时段上,自顺治始至嘉庆年间基本结束,延续时间很长孝感祠堂家谱族谱。而不同的地区,其移民的高峰期有一定差异,此为第二特征。
民国二十四年的《云阳县志》,较详细地记录了移民族姓情况孝感祠堂家谱族谱。志中共记载有178户,其中明确记载的清代移民有132户。清代移民中顺治年间7户,占清代移民的5.3%;康熙年间36户,占27.3%;雍正年间12户,占9%;乾隆年间59户,占44.7%;嘉庆年间14户,占10.7%;道光年间4户,占3%。云阳的清代移民,从顺治年间始,直到道光年间,都在进行,移民较多的是在康熙、乾隆时期,高峰在乾隆时期,几乎达到了一半。
民国十一年的《合川县志》亦详细记录了合川的移民族姓情况孝感祠堂家谱族谱。志中共记录有253户,其中明确记载的清代移民有99户。在99户清代移民中,顺治年间移民11户,占11.3%;康熙年间66户,占66.7%;雍正年间2户,占2%;乾隆年间4户,占4%;嘉庆年间1户,占1%;清初15户,占15%。合川的清代移民,从顺治年间始,讫于嘉庆年间。顺治年间,战争未停,清初移民,多在康熙年间。卷12记载:“合自乾隆中叶去招集垦荒”,说明合川在乾隆中期就已停止了招民垦荒政策,移民多集中在康熙年间。
云阳与合川,一个在渝东,一个在渝西;一个以山地为主,一个以平地丘陵为主孝感祠堂家谱族谱。合川在明代为经济发达地区,开发程度较高;云阳在经济、开发程度上相对要差,两县很具有代表性。合川自康熙六年始,于成龙任知州,就大力招民垦荒,成效显著。文中以原重庆府为基础称西部地区,余为东部和山区地区。
从两县移民的比较可得出如下结论:
(1)以合川为代表的重庆西部地区,其移民高峰在康熙年间;以云阳为代表的东部和山区地区,有两次高潮,一是康熙年间,一是乾隆年间,以乾隆年间为高峰孝感祠堂家谱族谱。咸丰《云阳县志》云:“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湖北人较多。”先到者占据长江等河岸之地,后至者只有向山区进发。康熙年间移民,多占河谷和平坝;乾隆年间以山地开发为主,即“乾嘉拓殖”[4]。
(2)重庆西部地区移民时间没有东部和山区地区延续时间长孝感祠堂家谱族谱。西部地区移民集中在康熙年间,乾隆后期基本结束。东部和山区地区在嘉庆年间进入的移民较多,到道光年间才结束,这与二次移民有关。
(3)西部地区移民在时间上集中程度高,康熙年间达66.7%;东部和山区地区集中程度低于西部,分布在康、乾时期,可移民延续时间长孝感祠堂家谱族谱。
(三)在巴渝移民的来源方面,以湖广为主,可西部地区与东部和山区地区的移民在原籍构成上有一定差异,此为第三特征孝感祠堂家谱族谱。
我们仍以合川和云阳的清代移民为考察对象孝感祠堂家谱族谱。据民国《云阳县志》,有明确籍贯记录的清代移民有132户,其中湖广籍98户,占74%;江西籍13户,占10%;福建籍8户,占6%;广东籍3户,占2.4%;四川籍(指云阳以外的四川地区)7户,占5.3%;安徽籍2户,占1.5%;河南籍1户,占0.8%。
民国《合川县志》有明确籍贯的清代移民150户,其中湖广籍99户,占66.7%;江西籍17户,占11%;福建籍4户,占2%;广东、陕西籍各2户,各占1.3%;贵州籍8户,占5.6%;四川籍(指合川以外地区)15户,占10%;江南、广西、山东籍各1户,各占0.7%孝感祠堂家谱族谱。
两地比较,可知:
(1)巴渝地区以湖广移民为主,其次为江西人孝感祠堂家谱族谱。云阳、合川的湖广籍移民所占比例差距不大,说明湖广人遍及巴渝,分布均衡,江西人亦如此。
(2)移民原籍构成上有差异孝感祠堂家谱族谱。除了湖广、江西移民外,合川的贵州移民较多;而云阳的福建、广东移民相对要多一些,无贵州移民。合川的地理位置以及明末大量难民到贵州,乱后返回,对合川移民的构成有一定影响;云阳则以长江为主要移民通道,与地近湖广有关。
(3)两地皆有原籍四川人,可不多,比例接近,说明战争对整个巴渝地区人口的损伤大,留存普遍很少孝感祠堂家谱族谱。
从移民的迁移方式来看,西部地区以一次移民为主,而东部和山区地区,以一次和二次移民并重孝感祠堂家谱族谱。前述民国《云阳县志》记载:蒋姓是在嘉庆年间从四川大竹移入;沈姓是在道光年间自万县移入,两族明显是二次移民。在众多的家谱材料中,也有反映。
文章节选自：“湖广填川”大移民运动中的巴渝移民特征孝感祠堂家谱族谱。作者：蹇建明,岳精柱 发表于《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