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时下也有不少的人做历史，否则近些年来不会有夏草般疯长、充满戏说、误说乃至伪说的宫廷剧、纪实作品，可作者们往往是客串一把，暴得大名大利后见好就收厦门祠堂家谱族谱。这历史便有些像“三陪小姐”，有人可以和她玩，可没有人愿意跟她生活一辈子……
为此，在江西的学人中，梁洪生是让我感佩的几个人之一厦门祠堂家谱族谱。
我和他接触极少，十余年来不过见过几次面，可我能感觉他有明月清风于胸的旷逸，又有愚公移山般的坚毅厦门祠堂家谱族谱。口头上旷逸一回，文字上旷逸一把，对一些知识分子来说可谓是得了便宜又卖乖，或者是得不到便宜后的自我抚慰，它们只是招摇过市的镀金、鎏金的精神戒指。而梁君的则是99．9的赤金，这“赤金”标志着放弃：放弃名场、利场、官场，也放弃了一套与名场、利场、官场相匹配的流行话语文本。这种放弃意味着寂寞，他要耐得住，有时就得“自言自语”，自寻其乐。与旷逸比起来，要做到坚毅更不容易。学历史出身的人大概比常人更能领略什么叫“沧海桑田”，“白驹过隙”，什么是“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白居易），“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而坚毅需要由“空”返“实”，由“放弃”入“进取”，对梁君这便是一个十年寒窗，又一个十年寒窗，一程乡野孤旅，接一程乡野孤旅。迄今为止，他已经走到了江西的八十多个县、市，近几年来他常常是“打起背包就出发”，以至于左邻右舍见了面后，第一句话总是问“你最近没出差？”仿佛他在家变成了不正常，不在家反倒正常。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科经费是很匮乏的，没有钱出外调查，他就拿自己的工资去跑厦门祠堂家谱族谱。后来在学校获得两个项目，经费加起来还不到一千元。后来又拿了两个省社科项目，钱多了一些，他做的事情就更多一些。1995年他开始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一项就是一万九，他主要就是靠这笔经费跑了江西许多城镇和村庄。这个项目做完了，再报一个，他又拿到了一万五。这几万块钱，在富人们可能只是一顿饭钱、一次牌局；对众多有公费报销者来说，只是一趟欧洲、澳洲游，或者一次小病大养、没病也养的花费。可在他脚下，却使原本散落于民间、湮灭于劫乱的谱牒、契约、碑刻等大量的历史材料纷纷浮出水面，正是它们复活了一个近代乡土江西的原生形态，并透射着决定了今日之赣地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血脉气韵。
近几年来，梁洪生的学术眼光从过去的地方史研究转向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他对江西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判识又增加了新的对比参数厦门祠堂家谱族谱。今日的江西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打开眼睛看世界自当特别重要，可与此同时如何正确地看待自身亦不可阙如。我觉得江西需要梁洪生这样的眼光——它既避免了赣人看自己的局限，又比外界视江西的一般印象更理性、准确，这眼光里有历史腾挪的烟云，有学识涌动的流光，我姑且称它来自于“第三只眼睛”。顺着这样的眼光看过去，我们就不难明白——当一个迥然不同于古老中国的年轻世界榫头一样击打中国时，近代江西何以加速了与世界的疏离，长时间里孤零零地处于南方一隅？
梁洪生简介：1954年底出生，“文革”开始时还不到12岁厦门祠堂家谱族谱。1968年随南昌一中迁校到南昌县，当了3年的小农民，水稻、瓜果都种过，就是没有读到书。1971年分配到工厂，做了整整7年钳工。这7年多数时间都在上工人夜校，文科的一些底子，倒是“文革”初期读了父亲一皮箱藏书后打下的，从《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到《聊斋》，甚至苏共二十大文件汇编，看得懂看不懂都看。1977年参加高考，幸运地如愿以偿，读了江西师大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教就是二十多年。在江西的高校，像他这个年龄段和学历层次的还有一批，都有差不多的早期经历，这些经历中包含磨难和血泪，可对后来的成长却真是一份求不来的财富，所以他们抗击打的能力特别强，有韧性，而且有责任感。从知识结构上说，却是有缺陷的，尤其是外语。所以，他常对学生说：我们是过渡的一代，尽力完成这代人可以完成的任务。
梁洪生（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什么是“西学”？“西学”的概念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出现了，可“西学”作为书的名称始于晚明时期厦门祠堂家谱族谱。万历时期的利玛窦，是第一个进入中国本土的外国传教士，这以后在士大夫阶层中出现了一些介绍西方学问的书籍，而且在前面加上“西学”之类的名称。清光绪年间的梁启超则把西学分为声学、力学、光学、电学、天学、地学等27类，把中国人过去不懂的、由西方在近代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和技术都称为“西学”。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当“西学”传入中国以后，最终不仅引起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生产的变化，而且在思想方式、政治态度、社会结构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在研究者一般认为“西学”进入中国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1811年到1842年，这一阶段“西学”并没有进入中国内地，而是在香港、澳门和南洋一带的华人商业圈里，主要是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办报纸、出书籍厦门祠堂家谱族谱。刚开始是出外文报，后来就出了一些华文报和书籍；起初主要是宣传教义，后来又把西方的社会状况介绍过来。第二个阶段是从1842年到1860年，这个阶段的传入是随着鸦片战争打进来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的国门，出现了沿海的五口通商。在这些地方，不仅仅是一个通商的问题，而且出现了一批出书的机构，办了一批报纸。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传播“西学”的六个中心城市，就是：香港、广州、福州、厦门、上海、宁波。第三个阶段大致从1860年到1900年，可我比较倾向于下限算到1894年的甲午海战。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清廷与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两个条约允许西方国家进入长江流域，这一时期在中国内地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西学，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又形成了一些传播“西学”的新据点。只要是开放了的口岸城市，差不多都形成了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群体。就是在这一阶段中，江西的九江被设为通商口岸，也成为江西被打开门户的第一个城市。
从1860年到甲午海战之前，中国不少地方都在搞洋务运动，清政府倾全国之力想组建一支现代化军队，特别是一支强大的舰队厦门祠堂家谱族谱。1894年在黄海作战的两支舰队是当时亚洲作战能力最强的两支舰队，结果短短时间的交战，就把清廷花了十几年时间和多少亿两白银组建的舰队摧毁了。之后不几年，就出现了“公车上书”，读书人开始示威，造舆论，要求“变法”。可以说从1894年以后，直到1911年推翻清廷，整个中国就没有平静过，全国要求变革的浪潮一波又一波，民众的精神状态与过去也有很大不同，我们只要看一看江西老百姓的家谱就可以发现，打完这场战争以后对国人的触动是何其之大，因为突然发现连“小日本”都可以打赢我们，中国真是要亡国灭种了。我认为这可以算作“西学东渐”的第四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大量的“西学”被写到教材当中，读书人对“西学”一点都不陌生了。打开书本一看，世界是“万国”，中国再不是天朝，也不是至高无上，而且随时面临瓜分豆剖的危亡局面。没有这样的认识基础，辛亥革命是很难发生的。
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已经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厦门祠堂家谱族谱。现在说的改革开放后有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区别和不同的发展进程，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已经形成的一种格局的延续而已。
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特点就是一直在“变”，而且“多变”厦门祠堂家谱族谱。由东部沿海口岸的“变”开始，再由东部口岸沿着长江向腹地“变”。九江是江西第一个变的地方，第二个就是萍乡。
甲午战争之前的江西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一般都是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鸦片战争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其实形成了两个世界厦门祠堂家谱族谱。一个世界是开放的口岸，包括京师这个政治中心在内。另一个世界是中、西部地区，这些地方大多还生活在传统的状态中。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已经分为东部、中部、西部。现在说的改革开放后有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区别和不同的发展进程，实际上都是近代以来已经形成的一种格局的延续而已，而不是突然出现的。
江西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碰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厦门祠堂家谱族谱。鸦片战争之后没几年，江西就经历了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战争。太平军在开始北上的时候，没有直接经过江西。占领天京以后，立马回师江西，因为江西对于太平天国来讲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且他们需要江西的粮食和人力。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上十年，太平军打下了江西的八府五十三县。最后的结局是被清政府镇压了，可对江西本土来讲，直接造成了大规模的战争损害，江西很多地方的家谱和地方志都记载着太平军杀他们的族人、烧祠堂等。因为地方民众总是怕外来的兵，怕正常的生产生活被扰乱，所以配合官府，组成“乡勇”、“团练”，进行了抵抗。抵挡不住了，就难免遭到报复，历史上很多的战争都是如此。另外，江西人自己组织不成有战斗力的地方军队，后来就不得不倚赖曾国藩的湘军来抵抗太平军，形成“江西人出钱，湖南人出兵”的局面，造成了江西的地方财政流失和老百姓的沉重负担……这些对江西的近代化进程都是有直接影响的。
光绪六年（即1880年），江西修了一部《江西通志》，也就是省志，一共是185卷，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没有一点关于洋人的记述厦门祠堂家谱族谱。而这时鸦片战争已经过了整整40年，九江已经是开放口岸，有了外国人的洋行和轮船，设了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还建了一个据说是仿巴黎圣母院的双尖塔式天主教堂，可这些都没有记载。这部通志新加的内容主要是太平军战事和死于这场战争的男女人名。这就说明从江西内部来说，也出现了地区发展的差异。对于绝大多数府州县来说，无论是官是民，过的仍是传统的社会生活，民众最怕的还是别的地方来的“贼寇”、“长毛”的侵扰。此时中国面临的“外患”，“丧权”等等，他们还很少有亲身感受。
可1894年甲午海战以后情况就大不同了，这场战争把整个中国都唤醒了，连江西乡村的家谱都记载世界有多大、人种有多少这些内容厦门祠堂家谱族谱。知识分子把“五洲”、把进化论（当时叫“天演论”）等许多观念带到了乡村社会，光绪28年（1902年）萍乡的《南门叶氏三修族谱》中就说：“方今五洲互市，风气日开；铁轨轮舶，咫尺寰瀛。我中华户口之繁，甲于中外，士大夫之家子弟，多腾骧磊落才，其中思远引而高翔者多，非复昔时株守乡闾之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万载张氏六房宗谱》中记载：“自中外互市，黄白红黑棕色之种族辐辏熙攘，若者何以盛？若者何以衰？当世哲学家考之甚晰。其所为盛者，由个人而至全体，其智力程度皆有以造夫盛之因而后能结盛之果；其所为衰者，其智力程度均有所弗逮也。此优胜劣败天演之公例，一洲然，一国然，一族亦莫不然。”如果用白话解释说，就是宣扬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我们在1860－1880年史材料中，还很少看见民间社会有这些概念，只有在甲午海战之后，大家被吓醒了，发现自己已经很落后了。连民间的家谱都在谈天下大事，可见这时候乡村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坐不住了，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变呢？
甲午战争以后，江西也慢慢出现了一些西学人才厦门祠堂家谱族谱。先是出了一些翻译人才，翻译首先要与洋人打交道，才能懂洋文，然后慢慢地翻译东西给中国人看。这些人有一些是信天主教的人，经常和外国传教士在一起，也就会说外语了。很快，教会在九江办起教会学校，教会学校都是讲外语的，小孩子学外语就学得快。在此期间买办也出现了，他们帮洋人办了很多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事情，而官府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告诫他们不要忘了国体。买办不仅仅是在介绍商务，还在介绍中国老百姓的民性、官场的游戏规则、如何在当地生活得更安全等等。江西的第一份近代化报刊是1890年出现在九江的教会刊物，刊物的内容是用文言文和当时的官话写的，主要是面对一些教徒。这个刊物的名称是英文的，翻译成中文叫《教会辩护者》，简称《护教者》。很快，又成立了九江海关，以前姑塘关是进长江的一个重要税卡，是打太平军的时候收厘金最重的地方，清军很大一部分军费来源于这个税卡。列强来了以后，提出要分割关税利益，设了海关，主要管理“洋货”关税的征收，所以又被当地人称为“洋关”。这样，九江的城市建设、经济生活内容、教育等等，都在这样一个变局下随之变化。直到20世纪60年代，九江还有以外国传教士名字命名的小巷，就是一个遗存的见证。
九江是江西第一个变的地方，第二个就是萍乡厦门祠堂家谱族谱。可在江西近代化的研究中，对萍乡的研究还很薄弱，当时的萍乡其实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地方。历史上萍乡是一个交通古道，与湖南交界，路是比较好走的。这里的萍水（又称“渌水”）非常特殊，江西的水系是呈向心状的，绝大多数的河流从高山往下流，最后汇入赣江，然后流向长江，而萍乡这条萍水往外流向湖南。所以赣西与湖南的交往频繁是历史的必然，也有很深的渊源，宋朝以后很大一部分湖南人来源于江西。两地经济的联系和运输的往来很是密切，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萍乡还每年要从湖南进口米谷120万担。
近代萍乡的“变”与盛宣怀开办萍乡煤矿有关系厦门祠堂家谱族谱。他经过勘察，确认这里的煤质很好，1898年就开始正式创办萍乡煤矿，这是比“百日维新”早几个月的事情。后来又在几年之内，先后开通了萍醴铁路、萍株铁路，这也是江西境内最早的铁路。当初主要是为了运煤，可到上世纪30年代沟通中国内地交通线的浙赣铁路，还是借用了这条铁路的老基脚。盛宣怀办矿后，萍乡煤矿就不再是地方乡绅的私营小矿了，而是纳入了清朝的国家经济体系，而且逐渐采用了洋机械采煤、炼焦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与地方社会发生冲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与支持维新变法的文廷式的家族发生冲突，争的是开矿利益，在经营方式、管理制度、技术手段等方面也表示出明显的差异。到1906年，这里又发生了有很大影响的萍浏醴起义，这次起义以会党为主，是孙中山创立同盟会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参加人数有几万人。张国焘就是萍乡上栗人，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少年时期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看到了这次起义的会党头目被处死，这场起义对少年张国焘的思想产生了很大震动和影响。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的第一个工人俱乐部就出现在这里，家在湖南的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都到萍乡来活动，来发动群众，这都不是偶然的，起码说话都听得懂，交流起来没有障碍。
有时候开放不开放、交流不交流不是由于个人因素决定的，而是交通条件使然，在传统社会里交通条件常常是制约一切的因素厦门祠堂家谱族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地图都是先介绍九江，再介绍南昌，因为九江是长江沿线的一个大口岸，南昌只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中心，从全国的角度说，当时九江比南昌更重要厦门祠堂家谱族谱。
在古代社会中，交通条件的限制几乎是逾越不了的厦门祠堂家谱族谱。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东部、中部、西部，其实也是由地理条件造成的。乾隆年间规定从多口通商归到一口通商，而多口通商在宋、元、明时期就有了，沿海一直在做近海贸易。乾隆32年关掉的江海关就是上海这一带，闽海关就是福州，浙海关就是宁波。后来所谓打开国门，其实原来都是开放过的。现在常常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形成的，其实看一看过去的文献和明清小说就知道，明代中后期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日子就过得很富裕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作物搞得很热闹，农民不种田，把田挖空了放水养鱼，周围种上果树。中国形成了地方方言小说的也就是这两个地区，上海话和广东话在全国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大？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中、西部在没有电话、飞机、火车的条件下，交流主要靠一种天然的渠道——河流厦门祠堂家谱族谱。所以九江的开放和萍乡的办矿，都与交通条件有直接关系。九江在长江边上，水运便利。汉冶萍的中心并不在萍乡，而是在汉口，可因为先修了株萍铁路，并和后修的粤汉线接通，所以不光是这里的煤而且萍乡人也与汉口等大码头联系起来。我在吴城镇调查的时候了解到，吴城到新建县相隔不到50公里路，可是解放初期坐班船不方便，当地的干部为了开一个工作会，需要从吴城挑着被子，赶早坐船先到涂家埠，然后坐火车到南昌，再从南昌赶到生米街。路上光单程就要走一天半，所以每一次开会都要起早摸黑，路上很辛苦，这就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吴城镇要划归永修县管辖，他们说因为我们去开会太困难了，划归永修县后，我们坐船半天就到了。当然，这个划归还有其他的原因，可这件事告诉我们，原来一个地方的行政归属，也会因为交通条件变化和一些地方干部的要求而改变。
中国在没有打开国门之前曾经有过大庾岭通道，有所谓的一口通商厦门祠堂家谱族谱。一口通商的时候，清政府规定浙江、江苏、福建的货物需要从江西这条运输路线过，运往广州再出海，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当时国家确定的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路线，这就给江西的繁荣“制造”了一个特定的地理优势。利玛窦为什么先到江西来？并不是他对江西特别感兴趣，他先是在广东传教，不太顺利。他想要深入中国内地，特别是想去京城，可他需要先进入江西，他当时走的路几乎就相当于现在的京九线，这条交通路线决定他一定要到这里来。利玛窦在《中国札记》里描写了当时大庾岭繁荣的景象，他过万安十八滩时还掉到河里差点淹死。到吉安后他改穿儒生的服装，在南昌他前后住了3年。后来利玛窦还是去北京见到了中国皇帝，最后死在北京也埋在北京。他是把江西当成一个进可取退可守的根据地，可他来了这里，就写了不少文字向欧洲人介绍江西。乾隆年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也曾在一本书中记载了路经江西的情况，他是从浙江过来先到玉山县，再进入鄱阳湖和赣江，然后去广东。由于官府一直不准他们上岸，所以他书中留下来的很多小地名不确切，可还是提到沿途的城镇有清江、吉安、万安、南安府（现在的大余县）。书中写到江西沿江两岸的景色很美，地方官员上船来还把瓷器和上等茶叶送给他们做礼品……
据不完全统计，从利玛窦开始一直到1860年，到过江西有名有姓的外国传教士有100多人，先后在赣州、南昌、南城、抚州等地建了教堂，这么多传教士之所以能来江西，就是借助了一条传统的交通要道厦门祠堂家谱族谱。1851年以后，对江西人意味着什么呢？由于南北纵向的交通路线改变了，海运开了，老的大庾岭商路就不是必定要经过了，江西慢慢失去了“便道交流”的条件。而1860年九江开放以后，沿长江一线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地图都是先介绍九江，再介绍南昌，因为九江是长江沿线的一个大口岸，南昌只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中心，从全国的角度说，当时九江比南昌更重要。我查阅过十几种地图，完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现在对于江西来说，九江没有南昌重要，这是民国以后逐渐发生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复杂，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与解放以后整个中国经济的布局也有关系，都是中心城市决定周边的城市，所以省城的地位非常重要。
清末民初，江西已经有一些近代化的举措厦门祠堂家谱族谱。我看过宣统二年发行的《江西省城地理白话教科书》，是当时的警务公所为巡警准备的教材，教警察如何识别南昌的大街小巷，一个近代城市不能没有警察。在吉水县我还读到了一本民国二年的《共和新楹联》，里面收集了很多给老百姓贴的对联，其中像“共和新世界，平等重民权”、“民歌平等，国庆共和”、“文明当竞进，秩序永安宁”、“民福祝三多，国旗翻五色”、“五族进文明，满门增福霭”，等等，都是新的思想和名词。这些新名词都是来自于上海的印书馆，对联是家家都要贴的，慢慢的也使老百姓接受这些思想。大城市印好的书本运到非中心地区，到了乡土社会最基层，引导和促使大家的思想开始在变，或者使大家对“变”已经不那样难以接受了。
当中国近代逐渐形成两个世界以后，在中国人的价值评判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凡是城市就代表先进，凡是口岸地方就代表了“洋”，相对而言，农村就代表了落后，就是“土”，这成了近代人衡量先进与落后、开放与封闭的思维定势，对江西的人和事的评判很多也是来源于此厦门祠堂家谱族谱。
“……广东人对江西人还有一个诙谐的说法厦门祠堂家谱族谱，说江西人只会用瓷钻，他们说这种工具发出的‘口兹口兹声’听起来像是‘思个自’，即：‘各人只想自己’……”
还要提到的一点是：当中国近代逐渐形成两个世界以后，在中国人的价值评判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凡是城市就代表先进，凡是口岸地方就代表了“洋”，相对而言，农村就代表了落后，就是“土”，这成了近代人衡量先进与落后、开放与封闭的思维定势厦门祠堂家谱族谱。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思维定势是有问题的，可是因为整个近代社会都在求“新”求“变”，所以这种思维定式就很有代表性，很有力量，对江西的人和事的评判很多也是来源于此。
民国12年（1923年）上海出版了《中华全国风俗志》，里面有一些关于江西风俗的记载非常有意思厦门祠堂家谱族谱。譬如说到像安福这种地方交通隔绝，几如世外桃源，人们很少接触外面的思想，缺乏生存的基本能力。很明显，这不是说乡下人不会种田，而是用城里人的眼光来看一个山区的人，认为后者知识结构和眼界都有缺陷，难以出外生存。这本书又说到江西省南部居民多生于山谷之中，性质纯朴、勤俭，大部分以耕种为业，因为与外界接触较少，偏于守旧，迷信鬼神。1920年，上海出版了英国人赖特写的一本书《江西地方贸易与税收》，此人在上海做过掌管中国税务的最高长官税务司。其中第五章写到影响江西贸易发展的五个因素，第一是贸易税收官员的多样性，就是多头管理；第二是江西人的性格特点所致；第三是缺乏良好的更多的交通路线；第四是缺乏现代工业机器；第五是货币的多变和汇率不稳定。在性格特点上，他认为“江西人不像宁波人、广东人和汉口人，并不是精明的商人，随便从江西任何一个大的贸易中心仔细查询就可以发现这一点，江西的大商人几乎都来自外省，说明普通的江西商人缺乏生意头脑。这种现象归因于江西人太容易自我满足，认为江西人的生产方法和做生意的方式都强于其他省，而且江西人比其他地方人要聪明正直。广东人对江西人还有一个诙谐的说法，说江西人只会用瓷钻，他们说这种工具发出的‘口兹口兹声’听起来像是‘思个自’，即：‘各人只想自己’。这种嘲笑掩盖着一种真实，即沾沾自喜的自我标榜。虽然这不是江西人所独有的，可是确实成为他们止步不前的原因之一”。
你不要看赖特是一个英国人，他接触了不少在江西的传教士，而传教士是一天到晚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厦门祠堂家谱族谱。他知道中国很多事情，看得也很细致，而且对各省有一个比较。他说江西尤其到了基层乡村的道路是很差的，并把江西的乡村与英国乡村比较，他说英国所有的村庄都形成一个网络，交通路线都可以互通，可是江西每一个村庄都是一个终端，各村之间是不相通的，即我们是点与中心的联系，他们是点与点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揭示。在道光末期，有一个前后在江西做官三十多年的广东人叫冯询，他在自己的一首诗中也讲江西是“烂江西”，一到下雨天满世界走不通，泥泞不堪，他说他家乡广东番禺就不是这个样子。可知江西陆地的交通路线不好，是有很长的历史了。
1915年，一个学地理学的日本理学士野田势次郎在江西做实地调查，先沿着赣江走，后来又沿着袁江流域走，行程几千公里厦门祠堂家谱族谱。他发现江西有一个独特和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小货币，而且互不通用，这样商人做生意很难，非常不方便。赖特1920年也谈到江西的货币杂乱。江西货币的真正统一，是在1936年国民党完成币制改革以后。
江西有几个传统的产品，其中一个是制茶，一个是制瓷，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调查便发现它们不可以成批量地生产，技艺上总没有改进，质量也得不到稳定的提高厦门祠堂家谱族谱。当时国内有一批搞经济研究的人就问，江西做绿茶、红茶历史悠久，却为什么一直做不赢浙江、福建、湖南呢？江西的瓷业也不是现在衰落下来的，民国时就已经开始掉下去了。五十年代以后看起来颇为兴旺，其实是国家用计划经济体制给控制起来，一计划，也就有了保障，而解放以前的市场经济里你不行就是不行。
梁启超就注意到过这个现象，他说宋明时期江西的知识分子何其活跃，可到了清代以后，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中竟然找不到一个江西人厦门祠堂家谱族谱。
近代以来，中部地区独有江西这一块特别沉寂，经济实力薄弱，且一直没有成气候的政治力量厦门祠堂家谱族谱。
明代中期，江西的学术在全国还是得风气之先，王学的大本营在这里，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到吉安的青原山走一趟，就像现在的人没有到过北京，都要到这里来聚会，讲学，拜见名师厦门祠堂家谱族谱。直到明末，江西东乡的名士艾南英还带了一些江西的读书人去苏州虎丘山，和江、浙的学者辩论，非常激烈，差点打起来，可见还有相当的气势。清代康、乾之后，考据学派起来了，成为当时的主流学术。这个学派的兴起本身，就是对明代王阳明心学的一种反动，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知道，在整个钱嘉学派人的眼里，许多明代江西人写的书都成了批判的对象。而江西的读书人习惯了搞心学，在这个转变时期没有一支队伍进入主流的学术圈。梁启超就注意到这个现象，他说宋明时期江西的知识分子何其活跃，可到了清代以后，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中竟然找不到一个江西人。钱嘉学派重考据，对什么事情都要问是什么，为什么，是实证派，其中就包孕了很浓的科学精神。现在籍贯是江、浙的科学家、院士不胜枚举，显然是和这样一种传统和风气有直接关系。而江西在清代以后失落的恰恰是这一点，后遗的影响在很多方面还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到。
清代以来，江西的知识分子都干什么去了？有一个研究说明，明代江西出了2400名进士，次于浙江和江苏，居第三位厦门祠堂家谱族谱。可如果以“府”来计算，那吉安府是全国第一，有1020个。到清代江西仍出了1895名进士，居第五名，河北、山东跑到江西前面去了，可在全国来说，江西的排名还是靠前，这说明读书识字的人还是很多，科举文化还是很盛。可重读书、重科举、重考试和重考据不是同一回事，考据是研究，是思辨，带有学者的创造性思维。我的一个初步印象是：清代以后的江西读书人偏重于“文”，诗词都写得不错，不乏文学家。我读过一篇文章，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英国牛津大学讲中国文学最好的三个教授，都是江西籍人，其中就包括从九江去的蒋彝，他能诗会画，是第一个在西方用中国画画熊猫的人。剧、曲写得好的人也常常出在江西，从汤显祖到魏良辅，都是大家。此外还出了一些佛学界人士。晚清以后，江西其实也不乏一些得风气之先者，他们中，一批人出外留学，一批人在风云际会之间走向战场，后来有些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还有一批人留在本地，在地方上率先接受外来的“新学”。比如南昌县冈上月池熊家的熊育锡（yang），他创办南昌心远中学，“戊戌变法”时，他还在南昌开了“广智书局”，从上海运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书卖。他的堂弟熊元锷1901年也在南昌办了一所“乐群英文学堂”。此外，还有在进贤李渡办桂桥学校的桂瑞蕃，新建县大塘的程家、万载县的辛家等等，也都出了一批人才，并对地方的文化建设有积极的贡献，有些事迹是非常感人的。现在厦门大学、江西师大有几个研究生正在对此做专题研究。
可总体来说，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无法回避———江西宋明时期的文化很是辉煌，可一和后来做纵向比较，就会产生一系列疑问，江西人自己对此也是耿耿于怀，如同主持人你曾写过的“千年沉重”厦门祠堂家谱族谱。即使横向比较，近代以后别人有的江西也慢慢有了，也在变化，可是早是晚？进度如何？在民性与社会生活中占了多大比重？等等，也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两个世界”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虽然尚没有具体的研究数据来说明，可人们的感觉似乎已成定规。1946年上海出版了一本全国地图，其中谈到江西的民性，说是“纯朴无华，保守性极强，尤不喜远游”。我分析1946年再写到江西的民性，是有了一个新的对比参数，那就是抗日战争期间江西来了一大批外地人，《围城》里面不是提到方鸿渐到过吉安吗？当时有一批文化精英随着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迁到了江西，也来了一大批战争难民，他们又一次强化了外地人对江西人的看法。这时离解放还只有几年，而几年之后，江西就慢慢开始习惯一个曾引以为自豪的评价和定位，这就是“老区”。到今天我们再讲自己是“老区”的时候，心情却是非常复杂和苦涩的，人们心里都明白，在说“老区人民”的背后，其实还有别的多层含义……
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我认为江西不宜与浙江、福建、广东直接相比厦门祠堂家谱族谱。福建从宋朝开始民众就“以海为田”，历来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地方。浙江有海，有长期做海上贸易的历史。广州更是自秦汉以来就面向海洋，海边上的人跑来跑去，非常活跃，因为那就是他们的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所决定的，所以才会在明清时期有那么多广东人去南洋经商，后来才会有那么多的华侨，改革开放以后又会有那么海外投资回侨乡。近十年来，我年年都要到沿海地区开会、做田野调查，越跑得多，越觉得中部地区的人不了解海洋，也不了解海边上的人和他们的思维方式，所以很难真正懂得为什么沿海地区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从地理环境方面说，江西只宜与湖北、湖南、安徽相比厦门祠堂家谱族谱。遗憾的是至迟从洋务运动开始，江西与这些省就有了差距。湖南在镇压太平军之后迅速崛起，曾国藩带出来的湘军力量不可是军事实力，也是政治实力，而且这两种实力都转换成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像“文革”期间，在湖南一些物资是有特别供应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去过韶山车站的人，一定会记得那种气派和现代化的程度之高，当时几乎只有北京火车站可以媲美。湖北则要看到汉口的作用，乾隆年间以后，汉口已经成为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一个大交通枢纽，所谓“九省通衢”是指它北可到达中原，南可通往江南，西可入川，东可下洋。“天津条约”以后，汉口又成了大的通商口岸。汉口与南昌不一样，近代南昌只是一个政治中心，九江和萍乡的经济要比南昌活跃，南昌只能在政治上起控制作用，在经济上却不能执牛耳。而汉口长期以来既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真正成为湖北全省发展的龙头。安徽也得益于对太平军的战争，从中崛起了李鸿章，有了一支自己的军队淮军和地方性的政治力量，洋务运动中还有一些军工企业。近代以来，中部地区独有江西这一块特别沉寂，经济实力薄弱，且一直没有成气候的政治力量。
可以说，因为江西近代以来一直落后于全国的大变局，这落后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有一个百年以上的量积过程厦门祠堂家谱族谱。现在要想起跳，而且还要赶上别人，这也不是一两年可以实现的。现在的管理层对江西的崛起的确不可过于乐观，一定要有一个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而百姓对远景要乐观，对现实需要清醒，切不能有速成的企望。
今日之江西脱胎于有着百年以上落后量积过程的江西；今日阻碍江西发展与崛起的诸多现象、问题，在昨日荒芜的园子里其实都能找到它们的黄叶朽果厦门祠堂家谱族谱。
胡平：择定这样一个显然并不轻松的访谈话题，费了我好些心思厦门祠堂家谱族谱。决意去完成它，则是在获知梁洪生教授所在的师大“区域社会研究资料中心”最近正组织研究生翻译一些国外学者对江西的研究，其中有研究江西贸易和税收的，有研究中央苏区的，有研究江西基督教的，还有研究抚州、泰和、吉安、萍乡煤矿的等等，他们准备用“海外江西研究译丛”的形式分批出版。在这之前，我还未听说江西有谁做过这样开拓性的工作，真是筚路蓝缕，载德流芳。我很快死缠烂打，耗去了梁洪生不少宝贵时间，使这话题终于得以和读者见面。
遥想初唐时滕王阁上那般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再看宋朝冠盖满京华，赣人半朝仕，真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生于今者，未必知其昔；履其先者，又何尝能预料其后？！”可正是这五味捣腑的戏剧式的大转换，迸射出一道道理性的电闪之光：今日之江西脱胎于有着百年以上落后量积过程的江西；今日阻碍江西发展与崛起的诸多现象、问题，在昨日荒芜的园子里其实都能找到它们的黄叶朽果厦门祠堂家谱族谱。
江西的敌人，某种意义上说是江西沉重的历史厦门祠堂家谱族谱。我们急不得，灰扑扑的因袭不是中山路上的街灯，几个月里就可以亮起来，谁要急着与历史较量，谁必然是唐·吉诃德；
我们也慢不得，需要尽可能多地清洁自己的精神，以尽可能多地做好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厦门祠堂家谱族谱。昔日江西还能做缓缓蠕动于时代大潮之外的灰色雨云，雨云下几代人尴尬就尴尬吧，失落就失落吧；可在时下国内各区域的又一次机遇大组合、命运大分野中，已经没有了姗姗来迟者，江西的选择，实际上只是哈姆雷特王子的选择———是生，还是死？（本期主持人助理谢斌）
(江南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