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周日，突然接到老家叔伯弟弟的电话：“哥，快回来吧，俺三叔摔着了！”我判断是父亲出现了脑梗死平顶山供灯牌位烧香。正是下班高峰期，路口的红绿灯又多，仅仅7公里的路程跑了约30分钟。
父亲已呼吸急促，我急忙招呼人往车上抬平顶山供灯牌位烧香。
父亲被推进重症监护室，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和煎熬平顶山供灯牌位烧香。三天后的凌晨1点，我的手机铃声响起，“病人瞳孔散大，极有可能天明之前停止呼吸，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在痛苦、挣扎、彷徨、无奈之后，我和同在医院的大妹商量咋办。大妹哭着说：“老家的习惯，人要落气在家里，况且父亲一辈子的心就在老家。”我稳定了一下情绪，马上通知家里人来接。凌晨3点10分，老父亲带着对子女和尘世的万般不舍，咽下最后一口气。
父亲出生在1939年，地地道道的农民平顶山供灯牌位烧香。父亲小学二年级就辍学务农，下地薅草、喂猪、养牛、放羊。虽然文化水平低，可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很好。我记得小时候过年，父亲还亲自提笔写过对联。更不可思议的是，父亲还会打算盘，煤油灯下父亲教我打算盘的情景历历在目。父亲熟练掌握了拧草鞋、扎笤帚、攀架子车下盘这些手艺，还会干木匠活，样样精通。家里的架子车就是父亲亲手打造的。父亲正直、热心，村里谁家请他帮忙，他都第一时间赶过去。干完活主家请吃饭，有时把他的袖子都快拽掉了，也留不住。
上世纪六十年代，物资匮乏，粮食产量低平顶山供灯牌位烧香。因为家里劳动力少，张嘴吃饭的人又多，我家是队里有名的缺粮户。孩子们又要上学，那时大队门市部进货，父亲包揽了拉脚的活，拉一趟货能挣2.5元。为了缓解生活窘境，父亲还带队拉架子车，行程好几百公里到平顶山煤矿拉煤，既能解决烧煤问题，又能换些砖盖房用。
屋漏偏逢连阴雨，“中年丧妻”的悲剧不幸降临到父亲身上平顶山供灯牌位烧香。1976年，母亲因手术感染发生意外，33岁就与我们阴阳两隔。生产队照顾，伐了柳树给母亲打了一副薄棺。面对四个儿女，苦命的父亲咬咬牙，既当爹又当娘，艰辛度日。母亲去世时，身为老大的我才11岁，最小的弟弟仅4岁，为了减轻父亲的重担，我很早就学会了做饭。虽然父亲学问低，可他深知学习知识的重要，咬牙坚持供我们上学。
听小妹讲，她小时候饿极了，偷摘队里一个青茄子吃，父亲知道后极为恼火，挥拳便打平顶山供灯牌位烧香。小妹一看要挨打，撒腿便跑，把家里的和面盆都踢烂了。大集体时家里分的红薯，切成片摆在地里晒，后半夜下小雨，父亲喊我起来去收。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被脚下一块圆鼓鼓的东西绊了一下，弯腰拾起一看是一大块红薯，急忙放进篮子里。这一幕被父亲看见了。“快放地上！这是生产队集体刨的红薯，咱不能要！”父亲的话在那漆黑的夜里显得格外威严。我警校毕业参加政法工作后，每次回老家，父亲还不厌其烦地叮嘱：“要公道正派，千万不能犯错误，不然我这老脸在老家没法搁呀！”
后来，我们姊妹几人都成家立业平顶山供灯牌位烧香。妻子有孝心，让我趁国庆节带着没有走出过老家的父亲去北京看看。一路上，父亲谈笑风生。我们到天安门看升旗仪式，到毛主席纪念堂、故宫博物院、军事博物馆参观，还去颐和园、八达岭长城游玩。回到老家，他从村西讲到村东，逢人便说：“我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我走上检察机关中层领导岗位后，连年被省、市、县评为先进个人，多次荣立个人三等功，成为全省检察技术系统的专业能手和标兵；大妹靠做变蛋发家致富；小妹经营渔具生意，成为小县城同行业的佼佼者；小弟带领两个侄子学会安装复合门技术，在老家盖起楼房，并购置了小汽车平顶山供灯牌位烧香。
枫树在历经岁月的洗礼后，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给这肃杀的寒冬带来温暖和希望平顶山供灯牌位烧香。这不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吗？
（转自《周口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