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槐（1801―1852），字荫之，又字树声，号次屯，道光十八年(1838)考中进士，不久入翰林院并受检讨，故有“王翰林”之称滕州祠堂家谱族谱。
我是听着邻村的“王翰林”的故事长大的一代滕州祠堂家谱族谱。“王翰林”也成为我那一代人的“邻居家的孩子”。有关他的三件往事，至今在滨湖西部的乡间流传，被家乡的人们津津乐道。
小时候的王东槐学习非常勤奋刻苦滕州祠堂家谱族谱。一个夏天的午后，骄阳似火，父母在院子里晾晒了谷物，临下地前，母亲反复叮嘱正在屋中读书的王东槐，说如果要下雨，一定记着把粮食收起来。王东槐一边答应着一边继续看书。后来，大雨滂沱，落汤鸡般的父母赶回家时，见到的是满院子漂着的谷物，而王东槐呢，居然还在看书，楞是没有发觉外面下雨了。
故事听久了，难免怀疑它的真实性，可又无法向人求证滕州祠堂家谱族谱。于是有几次自己就趁着下大雨的时候做实验。结果可想而知，翰林就是翰林，这个还真学不来。可疑惑在心中依然存在。直到后来，读到孔昭昀的《书王文直公集后》，这事才算真正有了答案。孔昭昀是“王翰林”的表弟，小时候两人一起读书，相知最深。他笔下的王东槐不乏溢美之词，对读书时代的王东槐更是写得极为逼真、传神：“为人沉静渊穆，动止有常度，朝夕相对，恂恂谨饬，言笑不苟，同人嬉戏，则凝然端坐，或把笔，或握卷。群聚喧哗弗顾也。”你自喧闹嬉戏，我自沉静读书。这段记载为王翰林专心读书的故事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少年时代的王东槐显得木讷，可做事却很专注而有静气。也许正是这种少年时代养成的沉静与大气，形成了他正直、忠诚的品格，成就了他后来“文直”的美名。惜字如金的《清史稿∙王东槐传》中,特别写到他父亲在离世时,专门留下“虽饥寒，勿废学”的遗训。由此也不难看出王父对儿子知之最深,知道儿子必能苦读成才，所以留下遗言激励他。
王东槐浮雕
“翰林墓被毁”是滨湖民间流传更广的话题，相关细节莫衷一是，令人真假莫辨滕州祠堂家谱族谱。我们村上唯一见过王翰林“本人”的，是当时的生产队长。他是去望庄公社开会时，见到了被丢弃在严村北路口的王翰林：“没有腐烂的尸体斜靠在路口一棵树下，辫子很长，官服被人扒下来挂在了树上……”相比年轻时绘声绘色地讲述,当许多年后当我再次向生产队长求证此事时,老年的他显得淡漠,已经不愿提起那段往事。也许是岁月模糊了记忆，也许是他对往事有了新的思考？！
对“毁墓”的具体情况，我在刁村听到更多细节滕州祠堂家谱族谱。翰林墓座落于刁村的北面，望庄烈士陵园南面的一片农田里。70多年前，墓区古木参天，牌坊、碑刻林立，石桌、石凳、石供等整齐摆放在高大的坟堆前。而这一切的平静，在上世纪60年代被打破。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席卷全国。死于轰轰烈烈农民运动的王东槐，这一次依然没有幸免于难。1968年5月下旬的夜晚，刁村激进的造反派把目标瞄准了翰林墓。经过好一番镢锨镐锹，在天蒙蒙亮的时候，造反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开“三合土”浇筑的墓室（一说动用了炸药炸开了墓顶）。翰林墓室足有一间屋那么大，陪葬品中除有数目不多的金玉等器物，更多是书籍杂物等。与翰林墓一起被毁的还有其母亲和一个孩子的墓，据当时参与毁墓的人讲，刚打开其母棺材时，这位诰命“太安人”黄氏俨然睡着的模样，冠服看上去依然崭新。可很快，老太太的脸就变黑了，轻轻用手一碰，原来崭新的衣物马上在手上变成了灰，这着实让造反派们吓了一跳。同时，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孩子墓中出土了大量玩具，足足有一大箩筐。王翰林的尸体被抛出墓外，后来的情景正如生产队长看到的那样。挖出的器物被集中放在刁村一位“五保户”的家中看管。令人没想到的是，造反派兴冲冲带着这些文物去县革委会汇报他们“骄人战绩”时，等来的却是“文物上缴，严肃批评”，他们只好败兴而归。
事情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滕州祠堂家谱族谱。“砸碑掘坟曝尸”的过激行为，彻底激怒了盖村的王姓族人。他们聚集大批族人前来刁村进行报复，政治运动不可避免的演变成了一场宗族械斗。对于当时打砸抢的混乱局面，至今流传的一首民谣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当时的场景：“六八年五月二十八，盖村红卫兵出了发，拔了刁金来的麻，砸了刁金来的瓜，抄了刁金来的家……”王东槐及其家人的尸体被族人重新装殓，秘密掩埋。岁月悠悠，人事兴替。王东槐最终埋骨于何处，也就成为了秘密，
看到这些，大家或许怀疑讲述者是电视看多了编出来的假话滕州祠堂家谱族谱。可这些出自上世纪80年代的讲述，若不是亲历，是很难编出这些具体场景的。同时，我们在《清史稿》中找到这样的记载：“城陷，东槐偕妻萧氏对缢死之，其（幼）女投井死。”盖村王氏族人王裕安、王慎德在《盖村王氏家谱》上有一篇《文直公行实补述》的文章，关于王东槐的墓地是这样记载的：“公死后，家人埋（武昌）黄鸪山之树侧。次年正月始具棺改殓，三年十月公与妻丧始归故里。时犹未靖，急葬于盖村先茔（今天的后盖村南），后改葬于望冢村之西（即刁村北林地）。”
结合这些记载，我们认为，王东槐夫妇及其母亲、幼女的墓地被毁的相关回忆基本是真实的滕州祠堂家谱族谱。同时我们猜测，王东槐最后应该葬于后盖村南面的王家牌坊林。
在随后的岁月里，刁村翰林墓、李村观音庙等文物古迹被破坏殆尽，精美的古碑、牌坊被推倒砸碎，砌成地基、铺成了桥梁……残存于东盖村桥头的四个雕刻精美的方形石墩，在桥头屹立了几十年后，于上世纪90年代下落不明滕州祠堂家谱族谱。“荒唐的年代，一群荒唐的人做了一件多么荒唐的事。”往事令人唏嘘，更应该引起今天的我们深思。
王家祠堂里的光绪御赐碑
关于王东槐是咸丰“帝师”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滕州祠堂家谱族谱。近二十年来，亦有民间学者著文论述。其实，关于“王翰林”，最不靠谱的就是“帝师”一说，经不起任何推敲。试想如果王东槐是咸丰“帝师”，最具权威的《清史稿》为什么没有记载呢？难道是疏忽？咸丰“帝师”杜受田的记述却非常详细，连他去世后咸丰帝抚棺痛哭的细节都记录在案。御史宗稷臣撰写的《晋赠中议大夫王文直墓表》、翰林万青黎书写的《赐三品恤湖北盐法武昌道王文直公神道碑》、“年侄”李鸿章作序的《王文直公遗集》（王东槐与李鸿章的父亲是同榜进士）、好友曾国藩的《王荫之之母寿序》等资料中，均无关于“帝师”的相关记载。这些足以证明王东槐“帝师”一说不准确。
那么“帝师”一说是怎么来的呢？王东槐一生宦海沉浮，历任翰林检讨、江西道监察御史、户部给事中、内阁侍读学士、福建按察使,最后死于湖北盐法道（四品）任上,清廷赐中议大夫（从三品）滕州祠堂家谱族谱。这些官职中，容易引起“帝师”误会的就是“内阁侍读学士”一职。“内阁侍读学士”从唐玄宗开始设置，职责是为皇帝及太子讲读经史，备顾问应对。一开始，“内阁侍读学士”充当的是皇帝老师的角色。可是到了清代，“内阁侍读学士”的职责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代的内阁设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侍读、中书等官职。其中“侍读学士”（从四品）只掌管收发本章﹑总稽翻译，与皇帝、太子讲学一事没有丝毫的联系，“帝师”一说，不过是望文生义、以讹传讹罢了。
“勤学好问曰文，敏行不挠曰直滕州祠堂家谱族谱。”谥号“文直”，是对“翰林”王东槐的最高评价。我们纪念、缅怀一个敏学、正直、廉洁、忠于职守的王“文直”，不需要另外假借“帝师”的虚名和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