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菲
在前两年，我像个疯子一样，到了假日就回到老家枫林，在村里乱走——我想找一块地，盖一间木板房广丰祠堂家谱族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执着于此。像一个患有暗疾的人，去乡间寻找偏方。枫林并不大，长不超过2华里，宽没有1华里，葫芦的形状，我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它。村里的人觉得我是个不可理喻的家伙。是的，一个人野狗找骨头一样去寻找一片地，只有老人才会那样——他理想的墓地包含了他的生死哲学，也包含了血液和自然的哲学。他老了，惟一能使他躁动的事，就是他没有找到一块理想的墓地。
我的祖父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七十多岁，身体像黄鳝一样饱满健壮，能吃一大盘糯米馃，能走十几里的山路挖红薯，他说：“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余下的事该到村里逛逛广丰祠堂家谱族谱。”仿佛他从来没逛过村子。他爱喝点小酒，驼色的脸有点峻峭，光着发亮的头，在荒地上晃来晃去。他说，看来看去还是夏家墓的那片地好，酥软，干燥，朝阳，安静。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他走不动了，拄条油茶木的拐杖，整天坐在大樟树下的矮墙上，他微笑着，远望夏家墓。夏家墓是一个小村，是以明朝宰相夏言的母亲墓地而得名的。这是我惟一见过的以墓地取名的村子。我祖父八十八岁去了夏家墓，再也没回来。祖父和祖母同年，一个正月十四一个正月十五出生。祖父少年丧父，青年丧妻，祖母是他的续弦。他们吵了一辈子的架。这个叫元灯的老头，用拐杖敲着青石门槛，说：“荷荣，我要用棍子打死你。轮老了，还是要教教，不然村里人笑我管教不了一个老太婆。”他的脸憋得通红，牙床空阔。祖母抖着嘴唇，说：“恶人我见多了，我还怕吗？就没见过你这样的恶人。你再说，我放一把火，把房子烧了。”祖父就不再说了。祖母的强悍是村里出了名的。我从小就和祖父祖母睡一张床，祖母弓着身睡，一上床就说梦话。“快逃啊，往山里逃。”她梦见了日本鬼子打来。房间很小，摆了一张案桌，一只尿桶，一把竹椅，一架衣柜，一个米缸。母亲天吐亮，端个木盆，到祖母房间量米，量一升数一声。母亲数米，是给祖母听的。祖母并没有因为老了而放弃对家的控制。
我费尽周折地找地盖房子，其实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想法广丰祠堂家谱族谱。我居住的城市离枫林有４２华里，根本没有条件往返生活。然而，这个奇异的想法折磨着我。我没办法消灭它。它甚至变得越来越强大。我还有过到３００华里外的婺源汪口买民房的念头，并很快付诸于行动。我和朋友开车到了汪口，一家挨一家去看，从院子到厕所，我都很留意。汪口人以为我是做旅游规划的，说，小村虽小，却名气大，是全国的民俗村。他们不知道，我之所以跑得这么远看房子，是因为汪口的星江河和环抱村子的古树，吻合我的居住环境美学。我看中了靠河边的一栋房子，门口有一棵千年古樟树，院子种了木槿、石榴、葡萄，堆叠着各色的花，房子有点破败。我和主人谈起了买卖。主人是在路边开小酒家的，瘦小精明。最后的定价是２万元。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很兴奋。我朋友很反对，说，房子放在那儿，又住不了，一年只能去看看，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就是死了埋在那里，也不会有人去上坟。
我一直固执地以为，城市的房子（像鸟巢）是安放身体的（我们像一群觅食的鸟，到了晚上，我们就蜷宿在巢里），而乡间的房子（像水缸）是安放灵魂的（我们是瓦檐滴落的水珠，汇聚到一个容器里，获得一种安静和力量，它尊循了内心的运行轨道，使转动的生活车轮慢下来）广丰祠堂家谱族谱。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厌弃城市，事实上，我热爱我生活的小城。我热爱它的美食，街上游来游去的女人，烟雾袅袅的茶楼。城市鼎沸，却没有温度。乡村寂寂，却浑身柔软。
村庄的歌谣是刨和锤的号子广丰祠堂家谱族谱。是泥刀的小小火焰。是油菜花举过头顶的油纸伞。攀过院墙的青藤，暗开的木格窗，地角边上的向日葵，在枣树下剥豆角的母亲，它们和她们，在傍晚的水井里浮现，重叠。这是一个人在时间中的倒影，斑驳，散淡，布满灰尘。这一切，被一所旧年的老屋包容。
我不知道，人类最早的房子是出现在什么年代广丰祠堂家谱族谱。我相信它和石器一样亘久。人类在荒火堆里，找到烤熟的肉，也因此找到了火。而对房子的灵感，也许是来自对居住洞穴的膜拜。房子使人类迁出了洞穴，也使人类有了姓氏、族群、家国。它的光辉覆盖了人类的额头。房子是家园的躯体，也是家园的代言人。假如人的精神也有胞衣的话，那么它就是。
在广丰管村，我看到了明清时期的大片村落广丰祠堂家谱族谱。管村有“一鸡鸣三省”之称，群山环绕。房子是泥屋，棕黄色，黑瓦，厅堂阴暗，窗户窄小，老人穿厚厚的棉袄坐在门槛上。泥屋就像一堆堆稻草垛。牲口拴在菜地的竹篱笆上，它用肥肥的身子在篱笆桩上蹭痒。我一走进村子，整个人瞬间安静下来。一切都是慢的。挑担的人，走几步就歇歇，扶把撑着担子。吃饭的人，蹲在院子里，一边吃一边逗鸡鸭。路边的木板墙淤黑，呈现时间的面容。只有阔大的树，一年一年地换叶子，把时间的脚印扔得满地。牲口的咩咩叫声，从远远的山谷口传来，一个小孩在大树下侧过身子，大片的野花也跟着喷涌而来。做旅游规划的人说，管村的古村落是南方最大的。城市人结群而来。他们是一些文化人。他们是在异乡寻找故乡，寻找本应属于心脏而又丢失的部分。我看到一个搞摄影的老人，跪在一栋老屋的院前，泪流满面，号啕大哭。而村里稍微有钱的人，到县城买地盖房，扔下老房子。他们是另一种逃亡。他们在追寻生活的路上，渐渐丢弃故乡。大量的房子失去了主人，也失去了温度，留下灰烬和看不见的黑暗。
从管村回来，有一个词占据了我——拯救故乡广丰祠堂家谱族谱。故乡有固体的时间，菜蔬上的积雪，青苔吸附的人声。而故乡正在瓦解，像水中的泥坯。你会看到泥坯慢慢裂开的缝，崩塌，浑浊一片。就像目睹一个亲人的死亡。
我的乡土哲学启蒙者，就是我祖父广丰祠堂家谱族谱。他六十来岁，掉光了牙齿和头发。他空闲的时候，牵着我的手，去看一个一个祖坟。他说，祖坟也是一种祖屋，要悉心呵护。在他三十出头，他每天晚上走几十里的山路伐木，一根一根地把木头扛回家，花了三年，盖了一栋大房子。而祖屋仍然留了下来。祖屋很小，不足80平米，分两间，我伸手能摸到屋檐。我不知道祖屋有多少年啦，可知道它延续了十六代。先祖是义乌人，打铁的，和一个姓梅的结拜兄弟，逃难来到枫林，盖了这片屋舍。黑黑的瓦垄，犹如洪荒时代的河流。
先祖逃难时带来的挑儿一直保存到父亲手上广丰祠堂家谱族谱。挑儿是担箩筐，放修锁补锅打铁的物什。它和一本石刻的族谱，成了祖父的镇家之宝。祖父在四十多岁，置好了棺材，棺材两头画了大红的丽花。紫色的棺材一直搁在楼上，它的里面放着挑儿和族谱。到清明和七月半，祖父掀开棺盖，拿出族谱，供我们辨读。他用衣袖抹去谱上的灰尘，放在香案上，摆了酒盏，点了香，说：“先祖保佑，人丁兴旺。” 我们都肃穆起来，仿佛族谱上的名字，是一些复活的亡灵，正坐在厅堂里察看我们。到我父亲这一辈，傅氏十三代单传。而梅姓繁衍了一个小村。这十三代，不知道期间夭折了多少人，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又是如此的顽强。就像那间祖屋，承载了不堪重负的时间的重量。暴乱，战争，瘟疫，疾病，也没有使一个孤单的姓氏消亡。我有个小祖父，他十八岁结婚那天，拜完堂，突然暴死，连洞房也没进。祖父一生的愿望，就是父亲不遗余力地生儿子。我父亲大学还有一年就毕业了，被祖父赶回了家，父亲连夜走了120里的山路，和母亲成亲。
前几天，我母亲来我家小住，我往常一样没什么话说，我老婆倒是噼里啪啦的，还为母亲添置了许多东西广丰祠堂家谱族谱。母亲说，房子旧了，我哥哥早想拆了，建栋楼房。母亲又和我说起村里的人事，某某人死了，某某人临老了还去福建当保姆。“恒仗真可怜。”母亲说，“他是饿死的。他儿媳妇不好，不给饭吃，又不料理他。他整天叫，给点饭吃吧，给点饭吃吧，饿，饿。叫了一个星期，死了。我送了几次饭，不敢送了，他儿媳妇连送饭的人也骂。”恒仗是我邻居，我站在院子里可以看到他一家吃饭。他五十来岁，得了半身不遂，卧床差不多有两年了。他年轻时，力气很大，靠挑窑泥为生。人之将老，其声哀哀。母亲说到这里，声音低沉了下去，突然说：“假如你父亲死了，我就和他一起死。”我一时失语。人是慢慢衰老的，而我们发现衰老是在某一个瞬间。这个瞬间将成为我们的一块伤疤，会腐烂，会开裂，永不愈合。房子庇佑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可最终被所庇佑的人遗弃。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的一个远亲叔叔，是个石匠广丰祠堂家谱族谱。我叫小启叔。他常年在外，靠一把石刀糊口。他瘦，高，臂长，像一根藤。他儿子上了初中，学会从家里偷米换零食吃，到了过年，小镇上的饮食店老板，来他家催债。东一家，西一家，要花掉一百多斤米。他家是一间矮屋，他和他老婆睡在阁楼。他是一个极其老实的人，即使在我家，吃菜也一点点吃，怕夹伤了筷子似的，一个咸鸭蛋能下一餐饭。他儿子小我两岁，前两年和他分了家，在老宅上盖了楼房。他却没地方住，用平板车拉上物什，在村里辗转，住祠堂，又住庙。过年了，他儿子也不让他进新房，他儿媳妇用棍子打他。他常常向我家哭诉：“儿子不如一间破屋，生儿子是造孽啊。”
父亲也到了当年祖父找地的年龄广丰祠堂家谱族谱。这使我多了一份紧迫感。
当然，我想到枫林找地盖房子，并不是说我向往乡村生活，或者说我有多么依恋自己的出生地广丰祠堂家谱族谱。事实上，我对枫林真挚的感情，仅仅停留在追溯、缅怀的层面上。我也不可能依托一栋房子，去构建什么。假如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一种痴妄。一个身处滚滚红尘的人，有时难免受伤，难免厌倦喧哗，想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寻觅灰烬一样的影迹，他要通过影迹取暖，野草一样复活。这个地方就是故乡。何谓故乡，就是它的黄墙可以紧贴你的胸膛。它是老去的人，旧年的事，藤蔓一样缠绕你，你看似背离了它，实际上，你贴得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