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恩明（1954.3— ）：1954年3月出生于罗山县东铺镇黄塆村吴塆石首祠堂家谱族谱。1972年12月参加工作，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1972年高中毕业即任民办教师石首祠堂家谱族谱。1980年9月考入潢川师范学校，1982年7月毕业。1982年8月至1983年7月，在东铺杨店中学任教。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在罗山城关北街小学任教。1984年8月至1987年8月在罗山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先后任编辑、副主编（1984年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本科函授，1989年毕业）。1987年8月至1989年11月在楠杆乡政府任秘书兼楠杆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1989年12月至2007年3月先后任罗山县委党史办公室科员、副主任，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1992年被评聘为助理研究员（中级），1996年评聘为副研究员（副高）。2007年3月退二线到罗山县委党校，可仍在史志研究室工作。2014年4月退休。退休后继续从事地方史志编研工作。曾任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理事、河南省鄂豫皖历史研究委员会委员。
主编并主笔编纂的著作有《罗山县概况》、《罗山县志》（1987年版通志）、《罗山革命史》、《中共罗山县历史大事记》、《灵山》、《罗山年鉴》三部、《罗山县志》（2010年版续志）、《罗山县佛教志》、《罗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灵山志》、《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志》；独著有学科通论著作《方志学通探》、四幕大型话剧《爱的脚印》、豫剧《两全其美》（独幕剧）、《岳西谈判》（中篇记实文学）石首祠堂家谱族谱。合著的著作有《黎世序》（电视连续剧，江苏人民艺术剧院摄制）；参与编纂的著作有《灵山大观》、《征战大别山》、《魅力罗山》、《罗山革命斗争故事集》；点校整理明万历十一年《罗山县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发表短篇小说 、文史资料、诗歌、记实文学等40余篇（首）；尚未发表或出版的各类作品有数十篇（部）。
获地市以上学术成果奖8项，其中《方志学通探》一书获河南省社会科学研究特等奖石首祠堂家谱族谱。2010年12月被授予“河南省地方史志系统修志特殊贡献者”称号。获各项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30多次，其中，1994年1月被评为1991年至1993年度河南省先进党史工作者，2000年1月被评为1997年至1999年度全省修志工作先进工作者，2005年12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评为河南省地方史志先进工作者。
目 录
就两书（《颖川陈氏考略》《义门陈文史考》）与月海宗亲商榷
一、志高是叔明之子还是叔慎子......................（1）
二、伯宣是否为崇父................................（3）
三、伯宣与旺是否祖孙关系..........................（5）
四、陈翔与陈寔是否父子关系.......................（8）
五、叔达后人聚居义门问题兼释“异流同源” .........（11）
六、如何考证义门世系................... .........（15）
七、如何收录文献和考证文献.......................（20）
八、义门世系如何排定.............................（28）
结论
后记............................................（43）
结合史、志、谱三者之间关系简析月海义门世系结论之依据.（45）
剖析月海、陈刚《宋史与家谱的比较—兼就恩明先生的“商榷”之商榷》一文
一、无中生有、避重就轻、贼喊捉贼、蒙骗族人........（48）
二、两书是如何“以史为据”的......................（49）
三、关于义门聚居时期文献及谱的流传问题...........（54）
始料未及的前因后果
一、无意中承担起唤醒受两书蒙骗的义门宗亲的责任. ........................................（58）
二、没想到我面对的不是真心搞义门文化研究者石首祠堂家谱族谱，而是卑鄙无耻之极的小人.............................（61）
三、如何正确评价大成谱...........................（63）
就两书（《颖川陈氏考略》、《义
门陈文史考》）与月海宗亲商榷
陈恩明
我是义门陈麻城庄后裔石首祠堂家谱族谱。我此前对义门陈氏世系本无研究。原手头仅有一部《中华义门陈氏大成谱》。其谱乍看内容丰富，世次清晰。再看编纂始末，该谱编纂从全面启动到送审定稿只用了9个月时间。用如此短的时间考清如此复杂的义门世系，让人不能不打上一个问号。为了将我支系与麻城庄对接，4月下旬，江州义门陈麻城庄文化研究会首席常务副会长陈度安宗亲二人应我之邀来罗山，告诉我说江西省江州义门陈文化研究会的陈月海宗亲经过多年的研究，撰写了两本书，即《颖川陈氏考略》《义门陈文史考》，两书将义门陈氏世系考证得很清晰。5月上旬，我与月海联系购得两书，就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
乍看两书资料丰富，面对义门世系纷繁的头绪线条，众多的人物名称，能保持清晰的记忆和思路，实属不易石首祠堂家谱族谱。可是要说其研究无懈可击，结论完全正确，则为时尚早。下面就两书涉及的诸多问题与月海宗亲商榷。
一、志高是叔明之子还是叔慎之子
志高是义门陈氏的重要人物之一，大多《义门谱》将其列为叔明六子中的长子石首祠堂家谱族谱。对此，月海不认可，认为其是叔慎之子。其在“叔明五子辨析”一节中，先据他本人就认为内容错乱的资料中拼凑出个没有志高的叔明五子（拼凑方法之荒谬，不是本节主题，此处不论）。然后说：“总之，志高不是叔明之子”，“不管是哪个后，首先需要锁定在以上五子以内，非此一概排除。”排除志高是叔明之子的方法之一是把凡记载有志高四世孙兼为叔明之后的资料一概否定，被他用“误载”等方法排除的相关史谱资料包括义门谱等10余种。其中江西吉水古富村陈氏族谱中有三种说法，后两种说法说兼是叔明之后被其排除，第一种说兼是叔明子志能三世孙，月海认为“第一条比较可信”。于是，兼既不是叔明之子志高之后，也不是叔慎之后，而是叔明之子志能之后就是这样被月海确定下来的。这种推理方法实在太荒谬。
至于为什么那么多谱载志高为叔明之子呢？月海认为“因义门本是同源异流，几兄弟后人组成一个大家庭，相互之间极易混淆……后来义门人修谱时已经弄不清了，或者是为了嫡系一统，以‘字’的形式统统归属叔明名下”石首祠堂家谱族谱。请问，你这种结论有何根据？主观臆断而已。
志高究竟是谁之后石首祠堂家谱族谱。月海依据之一是江西峡江县马埠镇陈家村旧谱所列陈乔的世次：叔慎→志高→才→蕴玉→然→衮→可二→增→鉴→渣→梓→焰→本立→梁→宗先→继荣→岳→睿→乔。月海认为此世次“明显是把志高和宗先两支混为一支了。因此推志高、才、蕴珪、蕴玉不是叔明的后人，而是岳阳王叔慎的后裔。志高为叔慎子就是这样被月海确定下来的。其后又据马埠《燕叙堂族谱》考得志高五世孙衮是叔慎之后而不是叔明之后，以此进一步确定志高为叔慎之子。
如此看来，岳阳王叔慎有两子，即志高、宋先石首祠堂家谱族谱。宗先为叔慎子，月海所持依据是强有力的。据马埠陈氏旧谱序云：“叔慎，字守正，封南王（即岳阳王）。因国大难奔豫章，入新淦之大墓，有匡大夫者以女妻之，生子名嵩字宗先，隐居玉笥，号小隐。”该谱所列世系图见上文。江苏武进《比陵陈氏总谱》所列世次中：一世叔慎，二世宗先，还有明嘉靖八年《白沙陈氏总谱序》、《临江志》、《峡江县志》等都证叔慎子宗先。并说是宗先隐玉笥迁（其父叔慎）墓于此。所以说宗先为叔慎子是确定无疑的。可这些资料都没有说叔慎另有一子志高。唯峡江马埠陈氏旧谱序中云：叔慎“因国之大难奔豫章，入新淦之大墓，有匡大夫者以女妻之，生子名嵩字宗先，隐玉笥，号小隐”。而此世系图却把志高列为叔慎子，把宗先错接到第十五世（见前文）。可月海在指出序与图这一明显错误的同时，即以此确定志高“不是叔明的后人，而是岳阳王叔慎的后裔”。如此看来，叔慎有两子，即志高、宗先。
叔慎有子宗先，为多资料所证，而志高为叔慎子仅是由一个与序言相矛盾的错乱世系图出现有志高的名字为依据石首祠堂家谱族谱。这样的结论能成立吗？
叔慎是祯明三年（589）壮烈殉国的，时年十八岁石首祠堂家谱族谱。是年国之大难，叔慎奔豫章，有匡大夫者以女妻之，生子名嵩宗先。考之宗先生于590年，即叔慎殉国的第二年，应是叔慎的遗腹子。叔慎因国难奔豫章前是否有妻并生有子，没有任何资料记载。马埠陈氏旧谱序中也只说叔慎生子名嵩字宗先，只是在世系图中把志高、宗先两人都混到叔慎后代名下了。仅以此明显错误为依据就说志高为叔慎子，因果关系实在难彰。
而义门世系源于叔明，则为众多义门聚居时期家长陈旭、陈蕴、陈泰等所撰文献所证实石首祠堂家谱族谱。如：胡旦撰《义门记》、义门第十三任家长陈蕴撰《远宗记》、义门第十二任家长陈旭撰《义门陈氏谱序》、义门第十四任家长陈泰撰《远祖碑记》和《义门分庄碑记》等文献都明确显示义门世系上源叔明。难道义门家长们都记错了吗？这么多记载清晰的文献还抵不住一个自身错乱不堪的《峡江马埠谱》吗？
二、伯宣是否为崇父
关于伯宣，月海认定为义门显祖陈崇之父石首祠堂家谱族谱。其重要依据是通过对《吴兴蓝田源流派衍齿录》（以下简称《衍齿录》）的解读而得。因《衍齿录》有载：
灌，字公圃，号渠夫，宪宗元和时为高安县丞，配黄氏生子二：长镛,次锽石首祠堂家谱族谱。锽选贡，配王氏，生子扆，扆生子四：竭、端、肃、靖。镛配王氏生子旺，旺生机。文宗开成初, 镛与从子伯宣避难于泉州之仙游，与马总善。宣宗大中时总移南康，伯宣与从子旺复居庐山，遂占籍于德安县之泰平乡长乐里，注《史记》行世。咸通时诏征不起，拜著作郎。昭宗大顺初卒。配赵氏，生子四：仲子崇，大顺中为江州长史；三子勋，乾宁时为蒲圻令；四子玫，为本县令。崇字右遵，伯宣公次子（笔者注：此句疑为月海所加）叔明公十一派孙也。
我之所以将这段文字记录如此，是要宗亲们都看看，这段文字所记人物关系，有一处是正确的吗？在此我要提示一下：正是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文献，成为月海改动义门世次的唯一可靠的依据，月海就是依此文的伯宣“仲子崇”将义门同居始祖伯宣降为义门第十世祖石首祠堂家谱族谱。
月海重视《衍齿录》的理由是“吴兴蓝田源流派系为岳阳王陈叔达在浙江吴兴和西安蓝田县的部分后裔，从他们的迁徙情况看，这两支与义门无甚联系，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族谱没有受到义门谱的影响，留下来的史料弥足珍贵，”“是解读义门历史文献和透视义门内部结构的一把‘金钥匙’石首祠堂家谱族谱。”所以，月海在指出《衍齿录》中的诸多问题后，独对“伯宣仲子崇”一说予以认定，并说“仲子崇”三字被误读为“仲公之子”“而流传于多数义门谱中”。请问：前面已说《衍齿录》派系与义门没有联系，其谱没受义门谱影响，怎么义门谱又是由对此谱“误读”而来的呢？是的，多数义门谱说崇是仲公之子。这些义门谱大多早于《衍齿录》，岂能“误读”到《衍齿录》？与义门没有联系，又没受义门谱影响，其是怎么知道义门之事的？且它记载的义门之世系比义门谱及义门家长的文献还要真实可信，还居然成了打开义门内部结构的“金钥匙”。这种自相矛盾的推理太离谱了。
若按“仲公子崇”是由“仲子崇”误读而来，实际应是“伯宣子崇”石首祠堂家谱族谱。那么，早于义门分庄60年，即咸平五年（1002），内阁兵部尚书制诏总裁胡旦撰《义门记》中载：“青生六子，日伉、侍、仲、俛、伟、伸。”其中明确仲为青第三子，仲子崇。而月海在《义门记》节选注：“仲子崇，即次子陈崇。这里的‘仲’是兄弟排行次序，非‘仲公之子。’如果“仲”不是指青子“仲”的话，如此行文，文理能通吗？最重要的是分庄时的家长陈泰撰《远祖碑记》将义门世系排得清清楚楚，其中“青生六子：伉、侍、仲、俛、伟、伸，仲生三子：崇、谐、式。难道胡旦、陈泰也是“误读”几百年后的《衍齿录》而来的吗？
再者，倘若伯宣为崇父的观点成立的话，则伯宣与伉、侍、仲、俛、伟、伸为同辈人石首祠堂家谱族谱。上辈青为义门第一任家长，同辈伉为第二任家长，其子崇为第十三人家长，而伯宣连家长都没当过，显然在义门陈氏人物中不能成为重要人物。可为什么义门聚居时期家长和知情人及其后的众多义门谱都把伯宣列为义门同居始祖呢？在月海所考定的义门世系图中，所有义门聚居时期文献和所有义门谱都清楚记载的义门直系先祖仲公三子：崇、谐、式仅被月海凭一个毫无可信度的《衍齿录》将仲公的长子崇变为伯宣次子，仲公只剩两子了。由此可见，月海对“伯宣子崇”的立论荒谬到何种程度！
三、伯宣与旺是否祖孙关系
月海在《陈旺世系考》一文中开头便说：陈旺“唐开元十九年（731）四月丙寅迁至浔阳县蒲塘驿泰平乡长乐里永清村建庄，这几乎为所有族谱公认的石首祠堂家谱族谱。”接着就驳“伯宣孙旺”一说。
月海说：“伯宣孙旺”一说最早出现在《江州图经陈氏义门》中：“南唐陈崇，唐征士伯宣后也石首祠堂家谱族谱。伯宣孙旺生机，机生感，感生蓝，蓝生青。”然后就依自己对伯宣生于824年的认定和旺生于731年的认定(关于伯宣出生时间与迁德安时间，月海没有专门考证。其提到的具体时间见于今人陈立、陈德全《陈伯宣迁庐考》之结论，其括注的“见《庐山志•太平宫》及《义门陈文史考》。”前者不知在何处。后者在《义门陈氏考略》一书中，未见有这个具体时间。)反驳说：“何以伯宣孙旺？”这种先以自己的认定为依据结论别人为错的方法不符驳论一般规律。正确的驳论方法是论证在前，结论在后。这是归纳推理的逻辑方法。月海对旺的出生时间的认定主要依据是《罗氏族谱》载陈旺与罗氏先祖罗宏爱是亲家,以罗宏爱在世时间推定陈旺为开元年间人。众多义门陈氏史料不依，视为都错，独此外姓谱是对的。这是什么逻辑？并且以此证明“湖北石首（德星堂）及高安老谱所载蕴珪生子旺最符合时间这杆天平。”一个外姓谱，解决了月海搅乱义门世系的两大关键问题：旺的迁庄大概时间和旺的上源祖问题。并以此否定众多义门谱，这种立论岂能成立？
旺迁庄的具体时间是如何得来的，此处没说石首祠堂家谱族谱。哪些谱“公认的”也只字没提。实际没有谱“公认”。究竟何来？月海没有对此时间的考证。于是笔者就在两书中寻找出现有“旺公开元十九年迁居德安”之类文字的资料，终于找到了三处：
其一，《义门记》节选的按语中有这么一段：“开元十九年建庄，旺公是义门开基祖，这是史书和宗谱共同认定的石首祠堂家谱族谱。据宿松《义门陈氏大成谱•伯宣公来庐山时代考载》：前人考证义门残碑存有‘开’字，而‘开’字后面无字，另一块碎石上紧接出现一个‘兀’字。这个‘兀’字可以写成‘元’字或‘九’字。以此证明开元年间建庄为实”。查其《义门记》节选，文中只有“伯宣孙旺徙居于德安之太平乡长乐里，”并没有“开元十九年”文字，连“开元”两字都没有。笔者又查其《颖川陈氏考略•义门记解读》所录《义门记》全文，也只有“伯宣隐居庐山,孙旺徙居德安县太平乡长乐里。”笔者又查另外一个版本的《义门记》，仍是如是说。还请注意，即使《义门记》中有“开元十九年”字样，也应是伯宣公徙庐山的时间。因载碑文有残字“开”、“兀”之说的是《义门陈氏大成谱•伯宣公来庐山时代考》，是考伯宣公来庐山时间的。月海却将其接到旺公建庄时间。
其二，今人陈殿荣《江州义门宗谱考》中“义门宗谱存疑”节中列了各谱中载旺公迁义门的时间:《大冶旧谱》载为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宿松谱和广济庄谱载为唐德宗贞元末（791），蕲春庄《创修谱序》和广济文谱《世系序文》载为唐元和十四年（819），《中华姓氏通书•陈姓》一书载为唐文宗中叶（832）石首祠堂家谱族谱。陈殿荣列出这些时间，是为了说明“关于旺公迁义门的时间，庄谱前修与后续、此谱与彼谱、庄谱与论著，相互之间说法不一”存疑而已。月海在此文的按语中，也未对文中所列时间表态。
其三石首祠堂家谱族谱，为了找到月海“旺开元十九年建庄”结论何来，在《义门陈文史考》一书中收录的清代族人陈光亨撰《义门时代考》一文中出现了这个时间：
谱载《义门碑》伯宣孙旺于开元十九年迁德安石首祠堂家谱族谱。按伯宣至江州，在唐宪宗元和初，若旺公于开元十九年迁居，则在元和前七十余年，“开元”二字或为“开成”之误，可文宗开成无十九年，而自元和至开成仅三十余年，未知迁德安即在此时否也。故不敢臆说也。
月海辑成本将最后一句“故不敢臆说也”删掉了石首祠堂家谱族谱。此句是陈光亨对其质疑的问题最终态度。删掉此句是何用意？
从此文涉及的内容看，陈光亨所见《义门碑》实为宋咸平五年（1002）据胡旦所撰的《义门记》，又称《义门碑记》石首祠堂家谱族谱。可今版《义门记》及所有义门聚居时期资料中都无“伯宣孙旺于开元十九年迁德安”之说。可能当时陈光亨所见之版本中确有此说。正是因此，他才对此时间与事件相矛盾而产生质疑。文中只是分析指出其矛盾，没作定论，其最终态度是“故不敢臆说也。”
月海在此文的按语中并未对此文质疑的问题表示态度，而是指出陈光亨“始终没有跳出宗谱乱象的怪圈子，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考释石首祠堂家谱族谱。”这说明月海对此文的考释也不认可。如果月海的“旺于开元十九年迁德安”的认定是原于此文的话，这就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和曲解其意。
月海否定伯宣为义门始祖还有一个证据，即今人陈殿荣在《江州义门宗谱考》一文中说：“《义门分庄记》中吾家自伯宣公以来至今一十五代同居中的‘伯宣公’三字在旧谱中已经脱落，是后人用毛笔错填上去的，实际应是‘叔明王’三字”石首祠堂家谱族谱。倘若真是错填，自叔明王至义门分庄时应是二十二代，而不是十五代。而自伯宣公至分庄确是十五代。所以并非错填。
伯宣公为义门同居始祖，与旺是祖孙关系本是铁证石首祠堂家谱族谱。在义门聚居时期的文献中，较系统排列义门世系的有胡旦的《义门记》，义门第十三任家长陈蕴的《远宗记》。义门第十二任家长陈旭的《义门陈氏谱系图序》，义门第十四任家长陈泰的《远祖碑记》，这些文献明确显示出“伯宣为义门同居始祖”和“伯宣孙旺”（《远宗记》显示“伯宣子旺”），其中，《远宗记》和《远祖碑记》所列伯宣上源世系完全一致，蕴珪为伯宣八世祖，哪里有“蕴珪子旺”？另外，显示“伯宣为义门同居始祖的还有陈泰的《回义门累朝事迹状》和《义门分庄碑记》等。这些文献，自身并无错乱，除《远宗记》显示“伯宣子旺”外，其余全部一致，无任何相悖之处。这些证据不比月海七拼八凑的证据可靠？故“蕴珪子旺”和“旺为义门同居始祖”的结论根本立不住脚。
四、陈翔与陈寔是否父子关系
陈翔与陈寔是否父子关系，涉及到义门陈氏是宗于阳武户牖系还是宗于田（陈）齐世系的重大问题石首祠堂家谱族谱。若搞错了，等于错认了二十六代祖宗，故要特别严密考辨。
月海的观点是陈寔是田（陈）齐陈轸之后而非阳武户牖之后陈翔子石首祠堂家谱族谱。
陈寔是颖川世系始祖，几乎为所有颍川世系后代所宗石首祠堂家谱族谱。可是否是陈寔最早迁入颍川？据月海考证，先于陈寔迁入的是田（陈）齐世系中的陈轸。对此，笔者是认同的。可陈寔的上源是哪一支是个关键的问题。
月海认为陈寔上源于田（陈）齐石首祠堂家谱族谱。主要依据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简称《唐表》）。该表所列陈完世系直到陈寔。月海通过考证，最终重新列了个世系图。新世系图自陈完至陈寔共二十八世，其中在《唐表》中出现的人名只有十三个。这说明月海对《唐表》所列世系并不认可。其实是否认可并不重要，关键是《唐表》确是把田（陈）齐世系中的陈轸列为陈寔的上源祖，此与月海的观点是一致的。其实单凭此证据结论陈寔上源田（陈）齐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证明了陈寔上源于田（陈）齐，还需要要证明陈翔与陈寔非父子关系，义门陈氏源于田（陈）齐的结论才能成立石首祠堂家谱族谱。
月海在《陈翔陈寔“父子”关系辨》一文中所依的唯一证据是《后汉书》中翔与寔的介绍，经月海考证，翔与寔年龄构不成父子关系，陈寔可能比陈翔年长石首祠堂家谱族谱。二人的籍贯在两地，陈翔在汝南邵陵，陈寔在颖川。此证据的确能说明陈翔与陈寔构不成父子关系。可是，《后汉书》成书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距陈翔和陈寔所处的时代250多年，焉知事件（二者的年龄是月海据事件考出来的，其实很勉强）与籍贯记得准确？我也查看了《后汉书》，对二人是分别介绍的，虽然都受党锢之变牵连，可没有说明各自是受哪一次党锢之变牵连。有三次党锢之变，先后相距数十年。而月海却认为二人是同时受党锢之变牵连，还推出陈寔比陈翔年长，固二人构不成父子关系，这种结论太牵强了。
月海在考证列出颖川世系图之前有这样一句话：“按理，在没有确凿可信的资料问世之前，我们应该部分沿用史书中的世系”，即其所列世系石首祠堂家谱族谱。难道真没有确凿可信的资料问世吗？我相信月海手里掌握有大量确凿可信的，足以驳倒其立论的资料，只是他不敢使用而已。
义门聚居时期的众多文献中，凡涉陈寔上源的，皆说源于阳武户牖世系，即寔为翔子，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石首祠堂家谱族谱。这些文献哪个不比《后汉书》所载陈翔、陈寔的可信度高？月海能说这些资料你手里没有吗？实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另外，月海在“史志文摘”一章中摘录有唐开元十四年（726）进士储光羲赠给亲家陈椽的一首诗的诗句石首祠堂家谱族谱。诗中提到了胡公，敬仲（陈完）为齐卿、武皇（陈霸先）等人。月海于是就在此诗的按语中说：“表明在唐朝及唐朝前，对于南朝陈这支系为颖川裔，承接齐国陈氏成为共识，并不像后来有人把这一支接到户牖派系下。”
此诗本来是储光羲一个人观点石首祠堂家谱族谱，顶多再加上其亲家陈椽，这两个人的观点怎么就代表唐朝及以前所有人的“共识”呢？
再者，被月海指责的“并不像后来有人把这一支接到户牖派系下”的人正是义门同居始祖陈伯宣石首祠堂家谱族谱。
伯宣在其所修《谱序》中曰：“尝考我陈氏宗谱，自春秋时第二十一世衍祖隐居阳武户牖，衍系成图，传于后裔，后传九世至汉丞相平祖，始遗绪其家，故谥世家献族，迨至予与马聪友善，（聪）移官南康，（予）悦庐山圣治峰注史记石首祠堂家谱族谱。仿第三十世平祖遗宗绪，敬滤洗心，焚香祷告接录其祖宗一派（脉）之真传，溯其源头……自胡公少阳姓，传至平祖三十世。平传十三世至太邱寔祖，寔传六世至逵祖，逵至予二十三代，至於统计七十二世矣。其余分支分派未能全著。”此序清楚地说明，当时伯宣修本支系谱时，所掌握的资料是系统而完整的，即春秋时第二十一世衍祖隐居阳武户牖时所制《衍系图》、后传九世至汉丞相平祖遗绪其家等。这些资料是一脉相承没有断线。这说明将我支系上接阳武户牖世系的不是别人，正是义门同居始祖伯宣。从伯宣因注《史记》拜为著作郎来看，他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对自己的祖宗源流绝对不会随便衔接的，从“尝考我陈氏宗谱”一句看，当时伯宣掌握的并非只有阳武户牖世系谱。要知道，伯宣可不是一般的修谱者，他是个史学家啊，能注《史记》者，手头必有大量资料，包括《后汉书》等国史。《后汉书》中关于陈翔、陈寔的记载伯宣肯定研读过。伯宣公修谱是经过认真分析比对了的。如果是非阳武户牖后代修谱把自己强接到阳武户牖世系上去的，伯宣公不可能不察。正因为伯宣所修《族谱》将其支系溯源于陈翔，所以伯宣之后的义门聚居时期的文献所载伯宣上源世系皆来自伯宣所修之谱。伯宣确修有谱，在义门第十三任家长陈蕴于天禧元年（1017）所撰《远宗记》中得到映证。文曰：“今以汉太邱长陈寔为始祖，自是而降自伯宣，原有谱谍，系后来刊创，虑其年代寝远，或至微落，再立石以传于子孙焉。”
陈翔与陈寔是父子关系并非只有伯宣所修之谱如是说石首祠堂家谱族谱。月海说：“这是部分颍川陈氏族谱的说法。”这些族谱得地近之利，又是溯源自己的先祖，其资料价值要比《后汉书》高。而月海在其辨文中仅提了一句“部分颖川陈氏族谱”，对伯宣《谱序》一字未提，就依《后汉书》这一不能成为证据的孤证（文中附带提到《新唐书》载为佐证），结论说：“陈翔与陈寔不是父子关系，成为定论。”笔者认为这一定论应予彻底否定。
伯宣若是一般修谱者，仅依某一种或几种谱抄袭来，我们可以质疑，而伯宣是史学家呀！手里没有《汉书》、《后汉书》等诸多史料，怎么注《史记》？所以，《后汉书》他肯定研读过石首祠堂家谱族谱。他做出的结论，绝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否则，就是对伯宣的大不敬！
在义门聚居时期的文献中，明确显示义门世系上接阳武户牖的有：《谱序》陈伯宣（义门同居始祖）撰；《进呈家谱表》：（正版,非月海篡改版石首祠堂家谱族谱。因月海将陈旭的《进呈家谱表》篡改了。后文有论。）陈旭（义门第十二任家长）撰；《远祖碑记》：陈泰（义门第十四任家长）撰；《旌门记》：湫溪、王允（义门外甥）撰。这些文献难道不比你东拉西扯得来的证据可靠？可信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