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胶东半岛的四川移民——以掖县为中心
作者：程皓 发表于《鲁东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摘 要：金元以来胶东地区灾害频发，战乱不已，土著居民大量死亡或迁徙定州祠堂家谱族谱。明初为防御倭寇，加强海防，在胶东地区建立了众多卫、所，陆续地从刚平定的西南地区四川一带迁来大量军籍移民，与当地居民通婚并繁衍下来。由于明中期天灾不断，倭患侵扰，大量土著居民渡海移民关外，导致当地土著人口比例下降。剩下的土著姓氏，或为寻求宗族保护，加入迁居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或因“先世失考”，后世讹传附会，从而造成了掖县（今莱州市）居民中明初四川移民后裔的高比例。
关键词：掖县；四川移民；明代；洪武二年
在今山东东部的胶东半岛一带县市区，存在很多明代四川移民及其后裔建立的村庄，其中尤以莱州市（明代为掖县）最为集中定州祠堂家谱族谱。本文针对金元以来胶东地区的历史背景，参考正史、别史、方志和笔者征集到的部分族谱，以论证明代四川移民的存在及其在当地人口中占据高比例的原因。
一、明代四川移民何其多
掖县，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渤海湾畔，衣山襟海，号称“三齐之巨镇”[1](卷1，P178)定州祠堂家谱族谱。连同其周边地区，清人顾祖禹谓之“内屏青齐，外控辽碣”[2](卷36，P1661)，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夏代境内置过国，为胶东最早的封国。商、西周时属莱国。周灵王五年（前567）齐灭莱，置夜邑。秦属齐郡之黄县。汉高祖四年（前203）于境内置掖县，为东莱郡治。西晋、南朝宋、北魏，相继为东莱国、东莱郡、光州治所。隋、唐为莱州（期间曾一度复为东莱郡）治，五代、宋、金、元因之。明洪武元年（1368）为莱州府治，六年降为莱州，九年复为府治。清沿之，至民国二年（1913）裁府留县，1988年置莱州市。
掖县历史悠久，可现有资料可考的1000多个村庄中，明代之前所建者寥寥，其余多为明代四川移民及其后裔所建定州祠堂家谱族谱。在沙河镇佛台子村，有一株三个成年人手接手才能合围的黑弹树，经专家鉴定树龄约600年，原产地恰是几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宝兴县一带。据当地近年的调查统计，境内现辖村庄，明代以前建立者64个，明代805个，清代建立的183个村则多由上述村庄析出。[3](P102) 由此算来，明代四川移民的后裔构成了今天当地居民的主干
以境内的虎头崖镇为例，该镇共82个村，很多族谱提到，其始祖系明代自四川迁来定州祠堂家谱族谱。如大刘家村的《刘氏族谱》提到，“余家自明初由蜀迁莱，居掖县城西之大刘家疃”[4](P1)，具体地点则是“始祖自成都迁居掖邑”。[4](P9)
四川移民多来自所谓“成都府铁碓臼”，还有的来自奉节、德阳、鄷都、绵竹、夹江等县，虽然表述方式大多雷同且含混不清，可的确也是四川的地名定州祠堂家谱族谱。如县内望族宿氏始祖宿善甫，“四川嘉定州夹江县人，国初（明初）迁于东莱郡掖县。”[5]（P1）
同时，还需注意到，胶东地区有一些历史悠久、分布很广的大家族，最晚到金元时期已经有相当规模，其后裔在当地人口中应该占有一定比例，如文登的丛姓、林姓，荣成斥山的于姓，即墨的田姓，栖霞的隋姓、柳姓、崔姓，黄县的鞠姓，莱阳的姜姓等定州祠堂家谱族谱。于姓早在元代时，即“东齐于氏皆斥山望也”[6]（卷1，P18）。掖县境内的武官刘氏，“来之远矣，自唐及宋号为望族。”[7]（卷8，P260）
民国《莱阳县志》曾针对莱阳县明初的“小云南”移民后裔在人口中比例很高的现象提出质疑：“居民传说其先世率于明洪武二年迁自云南定州祠堂家谱族谱。然按氏族略，其为唐宋故家、金元遗民仅廿余族。……何以旧家若是之少？新迁如许之多？无论乡僻野老，莫能道其原委，即荐绅世家亦语焉不详。……以氏族论……宋庆历间……所载六十五姓，今可知者四姓已耳，夫此六十一姓者岂尽转徙流离抑或丧乱灭绝？”[8]（卷3，P492）言外之意，当时所剩土著漏户绝非极少数，明初留居的土著居民中除大族外，少数漏户为寻求宗族保护，采取联宗修谱的办法加入明初时迁入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也是有可能的。
同样道理，因为掖县当地现存的族谱大多是明清甚至民国所修，绝不排除境内有一部分上述土著姓氏的后裔因为“先世失考”而假托“原籍四川”的情况，这样会造成四川移民所占比例的虚高定州祠堂家谱族谱。因为很多族谱中的“盖闻”、“尝闻”等词汇，所表达的是一种不确定的语气。
二、“洪武二年”——疑云重重的时间点
上文提到，掖县境内明代四川移民所建村庄居多定州祠堂家谱族谱。巧的是，移民建村的时间多集中在洪武年间，其中又以自称洪武二年（1369）者为最多，以下略举几例。
东南隅翟氏家族：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东莱翟氏族谱》载：“余家本四川成都府成都县人也，于大明洪武二年奉旨迁于莱之掖邑定州祠堂家谱族谱。”[9](P4)
西关宋氏家族：据《宋氏家谱》载：其先世原籍四川，“明洪武二年徙居莱州府城西关，隶属西原社二甲定州祠堂家谱族谱。”[10](P1)
西杜家杜氏家族：据乾隆四十三年（1778）《重修杜氏族谱序》载，“掖之有杜氏也，自有明始，洪武初吾始祖思成公自蜀迁莱”[11](P3)；另据咸丰四年（1854）《续修族谱序》载，“余杜氏，洪武二年肇迁于掖定州祠堂家谱族谱。”[11](P8)
下埠程氏家族：据民国五年（1916）《东莱程氏族谱》载：“世传原籍河南”，“南宋之季避乱于蜀”，“明洪武二年……由四川成都东门里铁碓臼程家东迁山东莱郡，卜居于城西十八里处定州祠堂家谱族谱。” [12](P1)
对于四川移民的迁居时间，上述族谱皆言之凿凿，且众口一词，皆为“洪武二年”定州祠堂家谱族谱。甚至笔者发现，在包括掖县在内的胶东一带，除四川移民外，无论是山西移民，还是一大批“小云南”移民，多称“明初”、“洪武初”、“洪武二年”，与掖县的四川移民时间惊人的相似。
不过，据《明史》记载，直到洪武四年（1371）明将傅友德“下成都，四川平”[13](卷2，P17)，四川才纳入明朝版图定州祠堂家谱族谱。此前，四川仍在夏政权明玉珍之子明昇统治之下，明王朝的诏令根本无法对四川产生效力，怎么可能会有四川居民“奉旨迁莱”的举动呢？
清初邑人毛贽所撰《识小录》曾提到：“掖自金元兵燹后，土著者少，惟武官刘氏、坊北程氏、军寨吕氏、王西王氏七、八姓定州祠堂家谱族谱。余多成都人，永乐间所迁徙之小民也。”[14](卷8，P441-442)这里提到的移民时间与广泛传闻的“洪武二年”不同，而是“永乐间”，且境内也确有部分族谱能与之相印证，以下亦略举两例。
东南隅林氏家族：据《东莱林氏支谱》载：“东莱林氏，原籍四川成都府成都县西门里槐树底下，明永乐中，一世祖讳山奉旨迁莱，遂为掖人定州祠堂家谱族谱。”[15](P1)
柳林头程氏家族：据清道光十九年（1839）《程氏家谱》载：“我祖宗海于大明之初永乐时奉旨自四川成都东门里铁碓臼迁于莱郡掖北，卜居柳林头定州祠堂家谱族谱。” [16](P8)
上述两条材料提到的时间便是永乐年间，地点也是“四川成都”定州祠堂家谱族谱。笔者认为，鉴于洪武四年（1371）明廷才平定四川一事，从逻辑上看，洪武四年之后到永乐年间前后一段时间，才是符合常理的大规模移民的时间。
三、移民原因何在定州祠堂家谱族谱？
（一）宋金元明之际战乱
入宋以来，胶东地区一直战乱不止，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严重波及胶东定州祠堂家谱族谱。金代杨安儿“红袄军”于贞祐二年(1214)先后攻克莱州、登州（今山东蓬莱），并在莱州建立政权，金廷派大军才镇压下去。蒙金战争又接踵而来，天兴二年十二月（1234年1月）蒙古军队占领莱州。这一时期胶东各地土著居民十不存一，原有六万余户、人口一向稠密的宁海州，“至金末大乱，人民死亡殆尽，元初宁海两县，只有五千余户”[17]（卷3，P116），以至于当地居民“多系元明后新迁来者”[17]（卷3，P117）。一场战争下来，幸存者竟然只有原来的十二分之一，足见人口损失之惨重。元中统三年（1253）李璮叛乱，“分兵掠益都、莱州” [18]（卷121，P1974），又引发了莱州一带的一场兵燹。
元朝统一全国后，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残酷的民族压迫和疯狂的经济掠夺，造成北方地区人口增长缓慢定州祠堂家谱族谱。元末“红巾军”曾派东路北伐军经海道进军山东半岛，先后攻克胶州、莱州。红巾军和元军在山东展开长达四年的拉锯战，人民流徙，社会动荡。
进入明初，又有所谓“靖难之役”（民间俗称“永乐扫北”）定州祠堂家谱族谱。此役中，燕军的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山东作为主战场，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这是造成山东各地人烟稀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永乐移民的一个原因之一。
（二）金元以来自然灾害频发
据《元史》记载，元末山东仅大规模的水、旱灾便有19次，或漂没民庐，或禾不入地，旱涝之年，蝗灾频至定州祠堂家谱族谱。至正十九年（1359）冀、鲁等地“民食蝗，人相食。” [18]（卷51，P153）同时，瘟疫又多次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流行，各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 [19]（卷33，P579）。
金元以来至明初，掖县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十分严重：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山东连岁旱蝗，沂、密、莱、莒、潍五州尤甚定州祠堂家谱族谱。”[20]（卷95，P2105）；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正月甲戌，“淄莱大水”[18]（卷6，P121）；至元七年（1270）三月戊午，“益都、登、莱蝗、旱”[18]（卷7，P128）；八年（1271）六月“淄莱……诸州县蝗”[18]（卷7，P136）；成宗大德五年（1301），登州、莱州等州大水[18]（卷20，P439）；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352）七月，“掖县虸蚄（即黏虫）生，害稼”[18]（卷51，P1111）。
各种自然灾害，势必造成当地居民大量死亡或者流徙，这就为移民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定州祠堂家谱族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