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漳平县城内及其附近如居仁里桂林社坂尾乡、小菁社坂头乡与后坂洋乡等地的姓氏族谱记载，从中发现，出现了纷纷寻根永福里留田社留田乡和李庄社新坊乡以及留田社顿村乡、感化里竹柄社九畴洋乡与长营社田地乡，以及居仁里和坪社和坪乡、丁坂社和春乡的现象漳平祠堂家谱族谱。
历史上，“丁坂刘”多以考取文举人闻名，是九龙江北溪流域远近闻名的举人世家，经久不衰，有刘藜光之子刘长启为道光举人、孙：刘永新为咸丰举人、曾孙：刘连修为光绪举人；“坂尾刘”多以武举名震闽西南，有不少武举世家，如刘奏与刘国梁叔侄、刘奏与刘鸿璋曾祖父与曾孙等漳平祠堂家谱族谱。“丁坂刘”落籍漳平县居仁里丁坂社丁坂乡丁坂头，即今漳平市西园镇丁坂行政村丁坂自然村丁坂头；“坂尾刘”落籍漳平县居仁里桂林社坂尾乡三堂厝，即今漳平市桂林街道下桂林社区三堂厝六行堂。“丁坂刘”与“坂尾刘”参加科举考试的户籍在居仁里户籍之外，均需归宗刘万春总户，其总户的户籍所在地为漳平县永福里留田社顿村乡，今漳平市永福镇同春行政村外洋自然村万春堂。
“丁坂刘”以清道光九年（1829年）到清道光十年（1830年）刘虹玉和刘锡龄参与《漳平县志》的采访，强调了清嘉庆九年（1804年）兴建牛隔路亭和珍坂岭路亭，清道光四年（1824年）兴建书院萃英楼，以刘朝相（字端甫）和刘朝兄弟房派建构了共同的祖先刘子尚众，得以最终形成漳平祠堂家谱族谱。在清光绪元年（1875年）和广东嘉应州刘国柱联宗，抄录了刘广传谱系，以及刘广传往上的刘祥谱系。继而和“坂尾刘”联宗，在光绪四年（1878年）由“丁坂刘”和“坂尾刘”共同的总户刘万春户的户籍所在地漳平县永福里留田社顿村乡万春堂守祖房派刘顺吾众的刘连三传抄。
此外，与“丁坂刘”、“坂尾刘”同为郑超麟《髫龄杂忆》所述：近代漳平“四大姓”与“三小姓”的其他名门望族，也同样存在同样的子户归宗总户的现象漳平祠堂家谱族谱。如“四大姓”中的“蓝田陈”的陈桂芳、陈性初、陈寿山与陈祖康父子。清末进士陈桂芳归宗合户漳平县永福里留田社留田乡陈蓝田户种玉堂，陈性初、陈寿山与陈祖康父子归宗子户性质的陈华山户之后，合户陈蓝田总户。而“三小姓”中的“北郊李”也有此例。清末历史名人李学蕙及其孙李志埙二人，以北郊李家，归宗永福李庄新坊的总户。
如下所示，直至民国二年（1913年），漳平县百姓在土地交易中，仍需过户到总户——子户——股的户籍结构，可见影响深远漳平祠堂家谱族谱。
通过祠堂的族产这一共同财产的经营与管理，在设置之初，即以土地资源的投资为参与的共同意愿；在形成共财之后，在经济上进行联系，拉近祠堂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漳平祠堂家谱族谱。而历史记忆，突出集体的元素，强调共同参与的性质，以此达到凝聚人心的作用。而户籍的形成，是获得入住权的合法身份的凭证，是合法拥有资源的保障，也是参与科举考试的资格证明。由于经济方面集体协作的需要，对应周边社会环境的策略之一，就是入籍，进而通过弟兄房派联宗合户，形成子户之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活动范围，争取更多的利益，就需要归宗总户。由于清初财政政策的改变，导致了一个子户不仅可以归属到一个总户，也可以在两个总户中进行互动。即在弟兄房派的产生与形成之后，对于英雄祖先加以强调，以此形成更大规模的宗族组织。
如下图所示，清光绪元年（1875年）《宁洋县志》中记载了三姓、两姓合为一户的普遍现象，最终，其户籍成员的姓氏多以户名的第一个姓氏作为该户成员的姓氏漳平祠堂家谱族谱。有“刘王启”户，在刘氏族谱中，就以“刘启户”存在，而“刘启户”的成员自然均以“刘”作为姓氏。而漳平近代四大宗族之一的陈蓝田户，根据种玉堂历史上曾经邀请蓝姓成员参加其祭祖仪式，蓝姓流传的畲歌内容即涉及了祖先曾经居住在永福的故事，与此同时，还流传着与陈姓为种玉堂的产权导致的纷争。根据“种玉堂”之名，为闽西武平县蓝姓的大宗祠的堂号，而闽南漳浦的蓝姓大宗祠的堂号也是如此。“种玉蓝田”之说，应是反映如此。
2、社会现象的产生：清丈土地与归宗合户政策的影响
结合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漳平县志》记载：“国朝康熙三年，奉文清丈官民田地塘，俱照万历间旧额”漳平祠堂家谱族谱。由此可知，到了清康熙三年（1664年），仍然按照明朝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登记的数据进行处理。此事在清道光十年（1830年）《漳平县志》也有记载，内容大致一样。只不过，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漳平县志》的记载会更详细一些，因该志成书为康熙三年（1664年）清丈之后的二十年，时间较为接近，而该志作者蒋振芳，即居住在居仁里桂林社坂尾乡，其户籍却为感化里，虽然蒋振芳本人是名秀才，免除徭役，然而其家人将据此服徭役，他也要为此奔波，往返于居仁里与感化里之间，以此证明自己拥有此户籍的合法性，因此感触较大。
该志不厌其详地记述了前因后果：早在明万历七年（1579年）漳平县清丈土地时，因为“里胥为奸”，出现了“浮粮”问题漳平祠堂家谱族谱。而康熙三年（1664年）就是按照八十多年前的明万历七年的数据进行登记的。可是此次清丈为奉命行事，需要向上级交差，漳平知县应该有所作为，于是就以漳平县治所在地居仁里登记的册子毁于战火，就将感化、和睦、永福等三里产生的浮粮全都划到居仁里，为居仁里百姓去应承徭役缴纳赋税。由此一来，反而是居仁里这一首善之区，生活的压力最大。而感化、和睦、永福等乡村却依然我行我素，高枕无忧。该志提到的“里胥”即为基层小吏，别看他官小，甚至无官无品，却因为是土著，手握大权，与百姓连成一片，常常以此收刮民资民膏。
可见，针对康熙三年漳平知县的做法，居仁里百姓当不坐以待毙，纷纷寻找同姓进行联宗，以此获得位于乡村的户籍，减轻徭役赋税的负担漳平祠堂家谱族谱。而漳平县城居民，由于官府的街坊规划的影响，导致无法形成聚族而居的现象，而是零散地生活着，为此更加加油地争取乡村户籍，如陈蓝田户；也有的直接就近解决，找到周边的乡村进行土地投资，如陈太常户。当然，也不应该排除陆续从乡村迁往县城的部分，因为县城毕竟有城墙，还有官军，便于保护人身与财产安全，而县衙与县学在此，也方便就学与结交官府，以此牟利。由此可知，清康熙三年（1664年）奉文清丈土地实则与八十余年前的明万历七年（1579年）提供的数据有关。
事实上，根据现存清康熙二十四年《漳平县志》记载，关于蒋振芳的传记，有一篇落款在“康熙壬申阳月”，署名杨新日的文章漳平祠堂家谱族谱。查“康熙壬申”，为清康熙三十一年；“阳月”为农历十月，即清康熙三十一年（1682年）壬申十月；杨新日，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始，和蒋振芳合作编纂《漳平县志》。在蒋振芳传记中，杨新日记述了蒋振芳的谱系：“铨郎赠奉常兰居先生长公太学楚琬先生第四子也”，可谓非常详细。如同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所论祖先是追溯出来的，漳平谱系的传统最初也是追溯到共同的祖先，一般是祖父一辈。“兰居先生”即蒋兰居，也就是蒋时馨，“兰居”为其别号，在《漳平县志》有传，具有英雄祖先性质。而蒋楚琬，是为太学，为兄弟房派的祖先性质。清康熙二十四年刊行《漳平县志》，事实上补录了清康熙三十一年十月（1692年11月8日至12月7日）杨新日为蒋振芳所立的传记。蒋振芳在此传记中，未标记为居仁里人，因为他本是秀才，所以在县志的科名中没有体现，科名一般记述到贡生、监生。从版本方面考察，在清道光十年（1830年）《漳平县志》的蒋振芳传记中，将杨新日所记述的蒋振芳上溯蒋时馨的谱系进行删除。直截了当记述了蒋振芳的个人情况。名曰“节录”。
根据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漳平县志》记载，蒋枫芳为“居仁人”漳平祠堂家谱族谱。在目前所见蒋时馨谱系中，蒋振芳和蒋枫芳为同辈，由此可见蒋振芳应为“居仁人”。具体为其收录的蒋时馨尊生楼所在地“坝尾”，也就是“坂尾”，也就是今天的漳平市桂林街道下桂林社区。
《漳平县志》在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刊行之后，直到清道光九年（1829年）方才修志，在清道光十年（1830年）付梓新版的道光《漳平县志》，时已历经一百四十五年了漳平祠堂家谱族谱。关于福建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推行的归宗合户的政策，虽然未在此期间续编新县志。可是，在康熙二十四年刊行的《漳平县志》中却发现了清康熙三十一年十月的蒋振芳传记，弥补了归宗合户政策在漳平县的地方志方面的空白。根据漳平县在明成化七年（1471年）建县以来，直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隶属漳州府管辖。清雍正十三年在漳州府的属县中，划出龙岩县、漳平县、宁洋县等三县设立龙岩州，漳平县由此划属龙岩州。
《龙岩州志》在清乾隆二年（1737年）创修刊行，《漳州府志》自明崇祯元年（1628年）续修后，到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方才续修漳平祠堂家谱族谱。清康熙《漳州府志》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开修，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刊行。由此可知，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漳州府志》，距离福建省推行的归宗合户政策的历史时期——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最为接近，是对归宗合户政策的实施情况较好的反映。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漳州府志》记载了“总督兴永朝乃采民情，行归宗合户之法，任甲户择户归合，革去里长名色”漳平祠堂家谱族谱。可知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兴永朝推行的归宗合户政策在漳州府，包括漳平县均有实施。而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刊行的《漳平县志》收录的清康熙三十一年十月编写的蒋振芳传记，正是漳平县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开始实施归宗合户政策，到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月形成了子户——总户的户族格局，从而相继出现了新的聚落形态。蒋振芳的子户应为“居仁”的“坝尾”，而总户应为蒋时馨的户籍所在地漳平县感化里。清康熙二十九年十月，杨新日为蒋振芳立传之时，蒋振芳应已成家，自成房派。因此，清康熙二十九年十月，蒋振芳众的子户在漳平县居仁里，总户在漳平县感化里。
漳平县在归宗合户的背景，正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漳平县志》记载的居仁里赋税独重，而感化、永福、和睦三里均按照清康熙三年（1664年）的八十年前明万历七年（1579年）的数额征收漳平祠堂家谱族谱。有了这一基础，到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福建全省开始推行归宗合户政策之际，就纷纷溯源，由子户隶属总户。收录在县志的清康熙三年（1664年）奉文清丈土地的历史记忆，如王明珂先生所言，正是由此对漳平县在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月写成的蒋振芳传记的注脚，实际上反映了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月出现的归宗合户的历史情境。在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月前后，先后出现了居仁里户籍隶属感化、永福，以及和睦三里，居仁和感化、永福、和睦四里内部各自归宗合户的现象。清康熙三年（1664年），到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经历了二十六年的居仁里户籍赋税独重、感化和永福以及和睦三里的户籍按照依然按照明成化七年（1579年）缴纳。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月写成的蒋振芳传记，在此之后刊行、补录在清康熙二十四年《漳平县志》中，可知蒋振芳代表的漳平县居仁里户籍归宗合户到漳平县感化里。由此可知，漳平县在清康熙三十一年十月正式形成子户——总户。
归宗合户之法，漳平县的情况应如清光绪元年（1875年）《宁洋县志》所列户籍名称，既有同姓合户，又有大量的三姓和两姓合户漳平祠堂家谱族谱。《宁洋县志》在清康熙年间所修的版本为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当时的知县沈荃所修，此知县在清康熙二十七年到清康熙三十一年在任。此《宁洋县志》记载，沈荃在任推行了归宗合户政策。清道光十年（1830年）《漳平县志》记载，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到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任的漳平县知县彭标。彭标在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到任，在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魏曰郁接任。由此可知，漳平县的归宗合户政策是在彭标在任期间实施的。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漳平县志》记载，清康熙三年（1664年）漳平县奉文主持清丈土地的知县为郑琬。由此可见，漳平县的宗族组织在清康熙三十一年十月（1692年12月7日）之后开始依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月写成的刊行在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漳平县志》的蒋振芳传记葫芦画瓢，陆续出现归宗合户的现象，正式形成了聚族而居的合同式宗
蒋振芳众的户籍由漳平县居仁里归宗合户漳平县感化里的这一跨里现象漳平祠堂家谱族谱。在漳平县，乃至福建省的家族谱中均有反映。如元廷植先生所研究的跨里、跨县、跨府以及跨省的现象。漳平县的宗族组织的形成，历经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付梓的《漳平县志》总纂曾汝檀的建构谱系——作为萌芽，清康熙三年（1664年）出现的漳平县知县郑琬奉文清丈土地的皇权不下县导致的居仁里赋税独重、感化和永福以及和睦三里仍可按照明万历七年（1579年）的数额征收缴纳——作为内因之一，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开始实施的归宗合户政策——作为推动，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月写成后刊行的蒋振芳传记——作为促动。如同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所言归宗合户历经数十年乃至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而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和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两部《宁洋县志》均可对此作出说明，即宁洋县知县沈荃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推行归宗合户政策，到清光绪元年（1875年）通过《宁洋县志》的方式正式将这一成果奠定下来，前后历经一白八十五年。宗族组织应是宗祠、族产、族谱、祖墓四位一体，如同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所言，在这四位一体之下，宗族组织方才正式形成。关于归宗合户，如同厦门大学刘永华教授所言兴永朝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兴永朝在漳平县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漳平县的宗族，从清康熙元年（1662年）《宁洋县志》记载可作参考漳平祠堂家谱族谱。宁洋县当时为“散居山麓”，如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所言的韩江流域的聚落形态。直到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宁洋县志》、清光绪元年（1875年）《宁洋县志》的相关记载，都是如此。宁洋县比邻的漳平县也是如此聚落形态。正如陈春声教授所引的县志记载：父子相距数十里，不相闻。可知当地民风的彪悍，从白事的特色菜“食大块肉”即可得知。一个“阿公（祖父）尾黄了，（子孙可以吃你的肉）”民间故事就可以反映。父子尚且如此，更别提其他亲属关系，从古到今，相互之间的械斗普遍存在广大乡村。不论是乡族之间，还是宗族之间，各阶序房派之间的械斗和风水之争更是永恒。
散居山麓的聚落形态所构成的宗族类型，实际上就是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提出的合同式宗族，如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所说的是控财集团漳平祠堂家谱族谱。漳平县的宗族由土地投资，即众尝的设置，取得了科大卫教授所言的入住权，只不过这一入住权也成为了子户入住总户的资格和条件。也就是上述所示的刘万春户的莘公众（房派）及其火食田（族田），反映了莘公众在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秋祭之前在漳平县永福里留田社顿村乡进行的土地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