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祠堂家谱族谱:尧帝生于攸县丹陵 葬于攸县尧山（历史遗迹论证成功）
就攸县尧迹再答文有然先生质疑br ——兼答《潇湘晨报》薛小林记者采访所见之疑惑br 刘俊男brbr 首先，感谢《潇湘晨报》记者王兴夏先生在第一时间对“攸县尧帝史迹”的关注和报道！2007年8月13日，《潇湘晨报》报道了“攸县尧帝史迹专家论证会”预备会成功召开的消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先生为组长的十三人专家小组在《论证报告书》中对笔者“有关尧帝生于攸县丹陵、葬于攸县尧山等系列论述（见附件1）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是有充分的古文献根据的，其论述是严谨的，是有理有据的，可以作为将尧乡公园开辟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申报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开发为历史文化旅游胜地之依据……”，并以签字的方式予以认可淮南祠堂家谱族谱。br 其次，感谢《潇湘晨报》记者薛小林等先生不辞辛劳的采访报道。那是8月13日晚上约10点多，《潇湘晨报》记者薛小林先生在论证会议尚未结束，专家还未返程的情况下，打了长达十多分钟的电话，要我陪他到攸县去采访，并说《潇湘晨报·人文地理》要搞专版报道。我当时不忍弃会议专家于不顾而去陪访，于是婉言谢绝了。可表示，两天后可以陪访。br 14日上午，薛先生一行还是在第一时间来到我家采访，我作了简明扼要的交待之后，请他自己先去，并请尧帝宫的人为向导。还说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地方可随时提出，文章写好后可以由我先拜读，我可以答疑。可薛先生说文章发表之前不能给别人看。于是，薛先生开始了他的攸县之行。并在为期一天的采访后得出了攸县尧迹不可信的结论，在26日的该报上发了三个版的质疑报道。br 笔者觉得，虽然是质疑，可是这三版报道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可以大大提高攸县尧帝史迹的知名度。同时，所质之疑对笔者是个很大的鞭策。在平日文章中若有不对之处可以更正，提法不妥的可更严谨，论得不够的也可加强。当然，笔者十余年研究出来的东西，别人难以在短时期理解，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一下子就能被大众接受，也就用不着开专家论证会了。我非常欢迎大家提出质疑，只要忙得过来，我就会答疑。不过，要全面充分地考察笔者论述，还请读者看看我的《华夏上古史研究》《攸县尧迹 信而有证——答文有然先生质疑》（网上可找到）等系列论述之原文，以及论证报告原文，不能只看该报所描绘的不全面的话语。br 现就薛先生采访所遇之疑试答如下。brbr 一、 古籍有明确记载brbr 关于尧帝的攸县史迹，勿须咬文嚼字，我们就可看到古籍的明确记载。br《山海经》是中国最早的名著之一，记载五帝至夏代的山水及风土民情，杂有神话故事。我国有关五帝史的史料大都来源于此，且无自相矛盾之处。世界各国的远古史都是在此类文献中得以保存的。在《山海经》中，对尧帝的分封地、葬地、早期活动地及其长子丹朱的葬地有明确记载。br 《山海经·海内经》：“南海之内……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木……名曰建木……大昊爰过，黄帝所为”。《史记》：“帝尧为陶唐”。可见，陶唐氏在“南海之内”，即南方。br 《中山经·中次十二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又东南一百八十里，曰暴山……又东南二百里，曰即公之山……又东南一百五十九里，曰尧山……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尧山、阳帝之山，皆冢也”，从此“洞庭”“帝之二女”“澧、沅、潇、湘”可知，洞庭之山指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所居之岳阳君山。“尧山”在君山东南539里（180+200+159里）。据同时古书《礼记·王制》，北岳恒山距南岳衡山三千里，以此推算，距二妃墓东南539里的尧山当在今攸县北境。1999年，笔者在古书指引下终于在攸县高枧镇找到尧山，证明《山海经》所记尧山非常准确。br 《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按《路史·国名记》：“湘潭到两广为苍梧”。从里耶秦简可知，战国时，在湖南有苍梧、洞庭二郡。而丹陵所在之攸县正好在苍梧之阴。br 《吕氏春秋》云：“尧战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南蛮当然在南方。br《淮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 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从其中洞庭、寿华、青丘等几个湖南古地名，可知尧的早期活动范围在湖南。“封豨”指桑林中的野猪之属，而且从“封豨”这个名称也可印证尧活动在南楚，《方言》：“猪……南楚谓之豨”，《汉语大字典》：“古代楚人称小猪为豨”。《辞源》释“豨”为南楚方言就是举的本段文字为证。因此洞庭湖及湖南地区为尧早期之活动中心，即古王畿。详《攸县尧迹 信而有证》。brbr 二、 是尧山还是瑶山？brbr “文有然考证那个传出葬有尧帝的山本来不叫‘尧山’，叫‘瑶山’”。我不知文先生是如何“考证”的？是写了文章？是去调查了？还是查了家谱？……br 上文引《山海经》可知，尧山距二妃墓所在之岳阳君山东南539里，又根据《礼记·王制》恒山与衡山相距三千里的比例，可断尧山在攸县。而且《山海经》里只有一个尧山，并说尧山、阳帝之山等等是“冢”。这是最早的关于尧山的记载。在《山海经》里，几乎所有尧、舜之迹皆记在南方。这个尧山的名称至少被沿用至明清时期。在高枧尧山附近的丁氏、刘氏族谱中皆可看到明确的某某祖先“葬尧山”的字样。如，《北江丁氏族谱》（民国壬申年七修，1998年八修）之卷二载：“四代祖：彦仁，字庆爱，官工部司务，明建文辛巳年三月二十七生，宏（弘）治庚戌年二月十八殁葬尧山”。“五代祖：永良，字直夫……明宏（弘）治乙丑年九月初二殁葬尧山”。“六代祖：洞渊……葬尧山”……在《攸县香山刘氏族谱》一修谱中就有十五房，以第三代十五个孙子所在地名为房名，其中即有尧山房，其名沿用至今。薛记者可能不知“房”为何意，便说是先有房名，再有地名，本末倒置了。br 大约至清代嘉靖以后，才出现一些“瑶山”“摇山”“窑山”的提法，也可从家谱所记的事迹中反映出来。之所以将尧山又说成“瑶山”“摇山”“窑山”等，据说还有一段故事。这个在《潇湘晨报》里已提到。br 大家可以想像：当地人对当地的地名都不熟，还能冒险投资数百万吗？brbr 三、 攸县有不有古丹陵？brbr 从薛先生的报道中可知，先生对丹陵像是一团雾水。一下子说这个桥叫丹陵、一下说这个河叫丹陵，一下子说这里有一个组叫丹陵，对村民的话语未加分析，也没用时间去作深入了解。br 我说，丹陵是个大而古老的历史地名。在过去比皇图岭还出名。例如《攸县志》载“唐武德四年（621），废湘潭县，置南云州，州治设攸水，辖新兴、安乐、阴山、茶陵、建宁县”，亦即大体今天株洲地区范围，南云之名不久即废。正是在这个时候，流行了“南云八景”的说法，“丹陵夜月”即其中一景。清代攸县县令陈溥还有一首著名的《丹陵夜月》诗流传：“日落江村逗晚风，断烟残霭散睛空。千峰有意来明月，一水无情抱采虹。 波影萦回金潋滟，滩声摇曳玉玲珑。天衢夜色明如昼，人在冰壶朗鉴中。”至元末明初，有一支刘氏由江西迁来丹陵，即以此地地名冠为族名，其祠堂也写上“丹陵刘氏宗祠”，还办过一所著名的学校“丹陵中学”，即今之攸县二中。一个大地名怎会变成组名？这是历史地理之沿革所至。如今天的“高枧”地名，本是一个镇的名称，可因为高枧镇如今合并到了皇图岭镇，因此其名称即将在地图上消失，可高枧之名还将流传下去。br 丹陵的地名，我认为当与丹朱陵有关。详《攸县尧迹 信而有证》。brbr 四、 再答文有然先生质疑brbr 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即使有很正确的观点也不可能马上被所有人一下子接受，象别的科学一样，也有必要办些培训班来宣传。即使是专家，也还有隔行如隔山的感觉。文有然老先生对本人的观点曾有很多疑问，我在《攸县尧迹 信而有证》中曾答过一串了。如果有时间，要专门抽出半年与老先生探讨。可这在目前又是不太可能的。br 《帝王世纪》说：“帝尧……母曰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都平阳”。钱宝塘《帝王世纪考异》引《五行大义》曰：“帝尧陶唐氏，祁姓。母庆都，出洛渚，遇赤龙感孕，十四月生帝于丹陵，名放勋。以火承木。其兄弟挚封之于唐，故号陶唐氏”。请注意“出洛渚”是《五行大义》的说法，其中还有“以火承木”的字样。《帝王世纪》本来就是很晚的晋人的著作了，而且其原书早已失传，现在所见，皆后世书中所引，而各书所引又有些不同而且加上了引者自己的看法，比较混乱。我们看待汉以后的著作应更多考究，说得对的（与先秦古籍一致的）就坚持，说得不对的就不作依据。《五行大义》（隋代萧吉撰），主要是宣传阴阳五行之术的，对帝王多有神秘附溢之词。以体现帝王的“神奇”。古人讲帝王身世多有此类“神奇”故事，如华胥氏踩了一个大足印生下伏羲，商祖简翟吃了玄鸟蛋然后生了契，刘邦的母亲梦见蛟龙附体然后生下汉高祖……，因此这类故事难免有些失真。关于尧出生的神奇故事在《竹书纪年》《宋书·符瑞志》里则说：“帝尧之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护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彩，鬓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梦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归之。”这里的所谓“斗维之野”指吴越之地，因为斗宿对应吴越。br 研究尧的出生地，我们不必纠缠这些神奇故事。只要知道他生于丹陵就行了。因为《竹书纪年》《帝王世纪》《路史》皆如是曰，也无别的反证古籍。br 文有然先生指出“洛”与“渌”古音不一致，这是指的“标准”的古音，或者说与古代的“普通话”不一致。然而，我们利用上古音韵研究上古史却不可太机械。在李珍华等先生编的《汉字古今音表》里，只列了一个上古音、一个中古音，这一个音怎能代表上古各地的发音？如果用这种方法研究历史的东西，其局限性是明显的。在南方，方言甚多，渌与洛仅一音之转，因此混念为一字在南方是完全可能的。br 我们以与湖南邻近的广西方言为例说明之。黄现璠先生著《壮族通史》云：“骆字从壮语方面来说是地名。壮语对山麓、岭脚地带，统称为六(壮音读lok)，‘六’‘骆’音近，壮人古时无文字，以汉字记音往往不够确切而难免有所走样，故‘骆田’就是‘六田’，就是山麓岭脚间的田。岭南特别是广西左、右江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丘陵很多，不少田地是在山岭间辟成的。这种田壮语叫‘那六’，照汉语言就是‘六田’或‘骆田’。正因如此，岭南地区以‘六’或近‘六’音的字如骆、洛、雒、罗、乐、龙、隆……等字作地名的到处都有。可见，岭南地区多骆(麓)田，把垦食骆田的人称为骆越，以别于闽越、于越、滇越、南越等等，是很自然的。”（参见：百度百科“骆越”条：（baike.baidu.com/view/903462.htm），这里虽然讲的是壮族，可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南方人将“麓”念成“骆”“洛”是很正常的。麓、漉音同，我们湖南也是多方言地区，而且方言也在演变。再说，古渌水，并不一定写成“渌水”，在《水经注》里，我们这条有名的“渌水”却是写成“漉水”的。因此将漉水写成洛水也是不奇怪的。br 再如：古天文工具“河图”（或曰“洛书”），在古书里又写成“绿书”“录图”的。如：《路史·后纪五》：“五帝之受录图”，《淮南子·俶真》：“古者至德之世……洛出丹书……河出绿图”。br 退一步说，既使尧的母亲是远方女子，也对尧出生于丹陵没有影响。古代首领的妻子也常有与远族联姻的。例如主要活动并葬于北方的颛顼帝，其妻子就是古渌图国的女子，《路史》说在澧陵渌水一带。主要活动在北方的黄帝也是娶的西陵氏女嫘祖为妻的。br 从《竹书纪年》“母曰庆都……足履翼宿”，又《南岳志》引《春秋感精符》云：“尧为翼之精星，在南方”，等可以想见其母及尧与翼宿（古星野说，对应楚地）的关系。br 关于“翼”“冀”的问题，薛先生引我的文章不全，显得只是孤证，建议读者看我的原文，看看其他证据。文先生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还是赞同郭沫若的看法，并认为二字相通。古字通假可以义同也可以音同，就如同荆、楚二字相通用一样，此二字还可连读，也表达荆、楚之义。古南方的地名较多双音词，如扬越、句吴、荆楚、闽蛮……，而且这些双音词又皆可单音称之，如上面的称呼又可单音称为越、吴、楚、闽……。br 在古籍或地下文物中所记之称呼又可写成音近的字。这是文有然先生们用《汉字古今音表》所不能稽查的。如“句吴”在地下出土的青铜文物中又写成“工五”“攻吾文”（吾+反文）“工★”（★=虍上鱼下）（参见张敏等《虞舜南巡狩与句吴的发端》，《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又如“虞舜”又写成“吴舜”、“唐尧”又写成“汤尧”（见《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古人常写“白字”“通假字”，很不规范，今人应该找到这些“不规范”的规律，若一律用今人的所谓“严格”态度研究之，岂能找到古史之真谛？br 古人记地名还可以用地名的含义记之，如《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 之野，可是在山东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佚文中作“战于反山之原”，因为“阪”就是山之反面的意思。“狄山”“翟山”“凤凰山”（翟即凤凰）也是如此。严格地说，地名之字不可乱写。可是商朝祖先的名字“简翟”可以写成“简狄”（见《淮南子》），古圣人“唐尧”“虞舜”的名字也可“错”写成“汤尧”“吴舜”。一个山名写成两个相关可又不同的字又有什么不可能？br 文有然说：“即使狄山就是凤凰山，那时候的南岳也不是现在的南岳。‘南岳’的称号是隋文帝封禅到湖南的”。不错，隋文帝确曾下令将“南岳”回归衡山。然而，这南岳之神是由汉武帝从湖南迁出去的。《尔雅·释山》《疏》云：“《广雅》云天柱谓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庐江潜县，则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汉武帝移岳神于天柱,又名天柱亦为霍，故汉以来衡霍别耳。郭云霍山今在庐江潜县西南，别名天柱山，汉武帝以衡山辽旷，移其神于此。……”此在《史记·武帝本纪》《封禅书》中亦有载：“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直到隋文帝一声令下，南岳又回归湖南衡山。因此我们研究历史不可不分清不同时期的南岳。（参见拙文《华夏上古史研究 崇山羽山与南岳衡山辨》）。br 研究古史要根据古人的特点而不是今人的特点去研究，文有然老先生就是不能深入到这些特点，太机械，所以全是疑问。文先生的疑问太多，我没有时间来一一作答，建议先将我的论著全部看完再作评论，以免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合适的时候，我可以送你一本书及有关资料。br 关于古天地对应，那就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我最近作了一篇长文《古12次与12地对应之科学性考察》待发表之后再来讨论这方面问题。brbr 五、 后世的蓑落就能否定以前的繁荣？brbr 能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蓑落为由来否认中国古代的繁荣吗？不能。同样，能以夏商周及其以后湖南的落后来否认上古湖南的繁荣吗？同样不能。我认为在夏中期以后及商周时期，湖南确比北方落后了。之所以说夏中期以后，是因为二里头文化只有夏代中后期的文化。我们认为中国的古文明有一个由南而北再由北而南的推进过程。五帝及其以前，长江中游文明领先了中国8000年，即从大约12000年至4100年前，南方处于领先地位。这可从以下四个重要发现得到说明：br （1）、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工水稻、最早的陶器，1.2万年前的；br （2）、怀化洪江高庙遗址发现的古兽面纹、八角纹、凤鸟纹图案及其对崧泽、良渚、大汶口、马家窑等文化以至对夏商周的影响（参见贺刚《高庙文化及其对外传播与影响》，《南方文物》，2007（2））。此外，高庙的白陶、玉器、竹器等也领先于中国，还发现了两组成年男女合葬墓，比黄河中下游早2000多年；br （3）、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城底宽达26米，护城河宽达30-50米，是6200年前修的，那时北方仰韶文化聚落却只有3米宽的小濠沟。城头山城址附近还发现了最早的水稻田（6500年前）。城的出现意味着国家的萌生，水稻田的出现意味着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br （4）、长江中游近十座6000-4000年前的古城址的发现，意味着国家首先在南方萌生。关于古城址所体现的古国家的发展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赵春青先生的《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史前城址的比较》最可参阅。他“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率先出现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出现城址群，而黄河中游始有单个城的出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出现中心城址与非中心城址的差别而黄河中游城址群始涌现；到了青铜时代早期，长江中游的城址衰落，而黄河中游都城兴起。”从古城的兴替，我们可以断定，长江文明早于黄河文明。而当长江中游古城址蓑落之后，北方才开始有了陶寺古城。br 根据古文献记载及古城的兴替，我们可以基本断定国家因素最先出现在长江中游，然后才出现于中原。尧舜禹时期或稍后，可能就是这种转变的时代。在攸县尧帝史迹专家论证会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先生说：“刘俊男教授提出了尧帝生于攸县丹陵、葬于攸县尧山的学术观点，这个学术观点支撑的原因，很重要的就是尧帝时代，即公元前2200-2500年，在长江中游一带地区的城市（或城址）文化对于中原来说，它并不逊色，发展程度并不低。在这样一个地区，有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程度，产生这样一个圣贤是完全有可能的。”（据录相记录）br 顺便一提，本人的文章，初看起来全是“糊说八道”，可仔细研读，还是有价值的。正如本次论证会专家杨东晨先生所说：“甚至连我第一次阅读时就没有读下去，只好停下来，使心中平静，抛开自己的思路和结论，然后再读，才发现其学术价值。”于是他写了三个书评，并称拙著是“向传统史学观点挑战的世纪力作”。br 先匆答至此，若有不妥，容以后再作修改。再次感谢《潇湘晨报》的关注！brbr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