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族群的形成，基本上是透过五胡乱华及唐末宋初两次离乱的大迁徙所催化成形的；客家人则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洪流，沿途吸纳其他族群的份子逐步南迁所成形的龙岩烧纸牌位祭拜。客家人在备极艰辛的山居生活环境及迁徙过程中逐步酝酿出“务本”之安土重迁的内地性格，如强烈的中原思想、重农的维生方式、集体主义、严谨的宗族组织等；相邻的闽南族群则藉由靠海的地利，逐渐发展出“逐末”的海洋性格，如盛行个人主义、松散的宗族组织、重商以及向海的维生方式等。（施添福，1987）
作者就目前的体验及资料搜集，汇整台湾地区两族群庶民文化的差异，当然这些庶民文化的差异并不是截然划分的，只是一种整体的趋势而已龙岩烧纸牌位祭拜。详细的论述条列于后：
1.台湾闽南人的居住地靠海，擅长经商、航海与捕渔（尤其是泉州系移民）是众所皆知的；客家人对于海洋的认识似乎仅止于想像，绝少从事与海洋有关的行业，在水产方面，虾、蟹不分，所有贝类均统称蛤，鱼类仅能大概区分溪鱼和海鱼龙岩烧纸牌位祭拜。许多客家谚语的意涵(注6)；冬（至）节（又称“牛生日”），当天要请牛吃汤圆；以及将小男孩名字的末字加上一个附加词“牯(ku)”（小公牛之意）来昵称等习俗，均能反应台湾客家人重农的民族性格，此与闽南人强烈的海洋性格形成强烈的对照。
2.台湾客家人的祭祖方式盛行以宗族为单位的集体祭祀（严格执行的一年三节集体祭祀行为）；闽南人则盛行以家族为单位自行祭拜直系祖先，扫墓的行为也类似于祭祖龙岩烧纸牌位祭拜。这种文化行为也反映在客家人多聚族而居（以有秩序地添加合院的护龙及院落方式），同宗辈份名字按字辈排列有条不紊；闽南人多半在分家后，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盖房子，取名较少排字辈的规矩。其次，客家人在用餐时（尤其是晚餐），通常是集体用餐或者在最年长男性用完餐后，其他晚辈才能开动；闽南人这方面则较无严谨的常规约束，常常是各自端着碗公盛满饭菜各自散开。这些生活习性多多少少对应出闽南族群偏向个人主义，而客家人则偏向于以宗族（或家族）为单位的集体主义。
3.宗教信仰上，客家人奉祀的神祇较闽南人单纯，且趋向于自然崇拜或者与土地息息相关的神祇（如表4所示），尤其在“伯公”信仰上更发挥得淋漓尽致龙岩烧纸牌位祭拜。闽南人居住的西部沿海地区则盛行王爷、妈祖等与海有关的传统民间信仰，加上处处有应公庙，田野调查时常常可听闻与海有关之大同小异的神鬼灵异传说。前者的农业性格与后者的海洋性格的对照又是一例。其次，捡骨及重葬习俗的差异也体现出客家人比闽南人对于现居地有更强烈“他乡作客”的心态（中原思想）。
4.台湾汉人对追远原乡故土的空间符号，呈现具有“差序格局”（费孝通，1948：22-30）的两层（甚至三层以上）认同关系龙岩烧纸牌位祭拜。如；大厅正堂写着以中古时期中国北方地望的堂号是第一层认同关系，这一层认同关系基本上在唐宋时就已经成形；而祠堂、公厅或大厅的祖先牌位及墓碑写的是闽东、闽南、闽西、粤东等祖籍地，或者在台、闽、粤自立堂号则是第二层认同关系（落实以祖籍地为主体的认同关系）；若更进一步，将堂号及墓碑祖籍地改为以台湾本地地名，则是第三层认同关系（落实以台湾为主体的认同关系，虽然比例不多，可可能是未来的趋势）。将台湾的客家和闽南两族群对照，似乎是前者较趋向于第一层认同关系；后者则较倾向于第二层，甚至第三层的认同关系。
七、结论
台湾之传统聚落就地缘关系，以清代行政区划为准，可划分为同籍性聚落与非地缘性聚落两种龙岩烧纸牌位祭拜。台湾汉族社会没有发展出高度发达的宗族组织，可在新竹平原沿海的传统聚落的主要宗族不仅发展出血缘性聚落，彼此间移出的祖籍地亦有着鲜明的地缘关系。其次，在宗族姓氏之杂异化过程，早期主要透过招赘、领养或携子再婚等手段，建立自己的姓氏，进而发展宗族；晚期则是透过迁移使村内姓氏更趋于多样，可基本上未如早期发展出具有宗族的型态。
台湾的汉族移民大部分是明末至1948年间，由闽粤两省梯山航海而来，历经数百年的同化整合，归并为闽南语和客家语两群龙岩烧纸牌位祭拜。使用闽南语的地区为泉州府、漳州府、永春州、龙岩州等，其次为潮州府及惠州府沿海地区；使用客家语的地区为汀州府、漳州府西南部、龙岩州西南部、潮州府、嘉应州及惠州府东半部等。台湾汉人祖先牌位和墓碑的祖籍地，大部分习惯上是以县级行政区为祖籍地，可却常用习惯使用简称、旧名、别称的形式书写。
拓垦初期为了使代替血缘关系所组成的宗族组织产生作用，于是产生以祖籍地为认同对象的结合龙岩烧纸牌位祭拜。供奉祖籍地著名的乡土神做为团体凝结整合的标志。到了19世纪后半期，聚落居民逐渐以现居地的村落，或其他行政单位为认同对象，原有的乡土神祇逐渐超越祖籍意识，并转型为公庙或“祭祀圈”的形式。受宗族组织的发达与否影响，祠堂普遍于客家地区，闽南地区则迳以祖厝公厅或自家大厅作为祭祀祖先的场所，较少以建立祠堂来祭祀祖先者，这是闽客两族群祭祖形态上最大的差异。在墓碑形制的差异上与祭祖的情况如出一辙。不同族群在文化激荡的过程中，实用的文化层面（如语言）很容易被吸收或同化，可属于家族性及祭祀性等较私密性的文化体系，即使经过三、两代也不容易被打破。
从移民的时间及路径上辨识，闽南族群的形成，基本上是透过五胡乱华及唐末宋初两次离乱的大迁徙所催化成形的；客家人则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洪流，沿途吸纳其他族群的份子逐步南迁所成形的，并逐步酝酿出“务本”性格；相邻的闽南族群则发展出“逐末”性格龙岩烧纸牌位祭拜。
各族群在时间洪流中所累积、酝酿出的地域性文化，其内涵泂远深邃，并非短期或一人所能完全洞察，尤其是比较文化的研究题材，难度又更为提高龙岩烧纸牌位祭拜。作者生于、长于闽客文化杂处的新竹地区，对两族群文化及语言有较多的接触机会，加上一直对这类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利用平时搜集累积的乡土资讯，不揣浅漏，以本文作为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呈现。然而，文中定然仍有许多混沌及误解之处，尚祈读者先进不吝赐教。